我讨厌这种做法：引诱印第安人走进历史，这样一来，城市资产阶级就可能变得富有。查科回头看了我一眼，嘲讽地微笑着。他用细长的手指拍打着自己的耳垂。

“我想吐，”我说。

“当然，”他说着又走进了另一个走廊，也许又是同一个走廊，我不清楚。

在另一个拐弯处，队伍中一个梅斯蒂索人的脑袋异常抢眼。他身穿一件脏兮兮的衬衫，一条粗布工装裤。他站在一个木条箱上，右手握着一根粗大的黑色橡皮水管。皮管拖在地上，连接着他脚下木条箱旁边的一个银色抽水马达。马达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规律而且富有节奏。弯形的装置代替了飞轮，它像一个瘦高个的腿，按照一种神秘的模式不停地转动，我有些眩晕。我停下来休息，眼睛看着飞轮，我的病让自己进入了一种催眠状态。昨天晚上遇见的那两个印第安护卫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来到木箱子旁边，排在下一个（我一定是走得太急了，没看见他们）。

站在箱子上的人拍拍老头的肩膀，示意他靠边站。他们僵持在那儿，几秒钟时间里谁也没有说话：一场哑剧。老头打开挂在皮带上的皮质钱包，拿出几张崭新的彩色纸币。他抬起两个变了型的手指，朝男孩那边指了指――这是他们俩的贿赂。站在箱子上的男人把钱塞进他后面鼓鼓囊囊的裤兜里，然后扳着老头的肩膀，把他的身子扭过来，使他的脸朝前。那个人一只手就这样抓着老头的肩膀，另一只手把破旧的橡皮水管放在老头的斗篷后面。他说了些什么，然后老头闭上了眼睛。那个梅斯蒂索人在我朋友的头发和脖子上喷洒了一些东西――滴滴涕。在科尔多瓦以外的地方，我曾见过人们为了杀死跳蚤而在动物身上喷洒这种药物。稍许粉尘样的东西落在我的嘴唇上，味道很刺鼻，又酸又涩。箱子上的人把老头推向前面，然后一把拽过那个男孩。“你可以先走，”男孩对我说。他做了个苦脸，我是第一次看到他这样的表情，这和他的年龄十分相符。这个男孩还没有成年就不得不面对不愉快的事情。我摇摇头，示意他先走。箱子上的男人让男孩脸朝前。

老头经过我身边时，我努力抓住他的目光。然而，他走了过去，仿佛我并不存在，或是他并不存在。不管怎样，我们中有一个人已经死了。梅斯蒂索人把水管放在男孩的身后，等着他闭上眼睛，然后把药物喷洒在他的头发和脖颈上――一个没完没了的世界。没有人要求对此做出解释。有人把你孩子的头摁在水龙头下，有人把这种难闻的酸性物质泼在你的身上。这种事情就像是宗教洗礼一样，要求你付出极大，或是极少的信仰。而且，坦白地说，这是无法避免的。滴滴涕的微小颗粒阻塞了我的鼻孔，鼻涕弄湿了我的上嘴唇。我朝走廊的尽头奔去，去追赶我的朋友们，希望自己能摆脱这种攻击。·

农民事务部部长查沃斯是负责此种仪式的家伙，是个卑鄙的虚伪小人。他从书桌后面站起身来，和我们一一握手。他个头不高，很年轻，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留着卷发，带着镜片很厚的眼镜。他看上去比照片上还要小。他的办公室里只有一张大桌子，后面是一扇很大的窗户。窗外的阳光照着我的眼镜，有些刺痛。粉刷过的墙壁上贴着一些革命宣传海报，还有对放贷者的恐吓口号。他的桌边靠着一把闪闪发亮的大砍刀，没有用过。

“我听说了你昨天晚上和贝坦库尔特的辩论。”查沃斯说话时，脑袋来回摇摆。

“贝坦库尔特！”索托惊呼道。

“没错。我们的革命，我们的民主进程，对于全大洲来说是一种尝试。但是，你看上去有些吃惊？或许你是一个另类的人？”

我知道了，原来那家伙是贝坦库尔特，委内瑞拉“民主左派”的领袖。又一个可怜的机会主义者（假设此人是他）！

索托告诉我们说，部长是国民革命运动党激进派的一个领袖，他领导了大规模的土改斗争。 部长微微一笑，对自己很是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