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公认的转型时代，习惯上被称做西方的世界正是推动这场转型的发动机。 “西方”主要指欧洲，包括大不列颠、法国、低地国家、意大利、伊比利?半岛、德国、瑞士以及斯?的纳?亚，也包括正在扩张的奥匈帝国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地跨欧亚两洲的）国家俄国，往往也包括欧洲文化在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扩展。

人口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的显著增长，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的人口增至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1860至1910年，大不列颠（包括当时仍属于联合王国的爱尔兰）的人口从大约2900万增至4500万，奥匈帝国从3300万增至5100万，德国从3600万增至6500万。尽管没有俄国相对可靠的数据，但其人口在1900年已超过了1.25亿，俄国同期的人口增长无疑也是相当可观的。在大国行列中唯有法?人口增长较为缓慢，仅从3700万增加到了3900万。美国同期内的人口增长速度也十分惊人，从3100万猛增至9200万。

人口的显著增长主要有下述各方面的原因：出生率持续上升，跨越大陆的西进移民潮使更多的人聚集于西方。现代医疗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使死亡率明显下降——婴儿的存活率显著提高，人口寿命不断延长。抗生素的应用以及对病菌日益深入的认识，使人们对困扰人类的传染性疾病有了广泛而成功的反制。与此同时，农业技术的进步提高了食品的生产能力，人们因此享有更加健康的饮食。在人们寿命日益延长的同时，欧洲也渐?迈入了不断强化的城市化浪。

1800年，伦敦是欧洲唯一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一个世纪后，巴黎、维也纳、柏林、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五个城市的人口均超过了100万。到20世纪中叶，人口逾100万的城市增至11个。与此同时，中小城市的人口同样体现出迅猛增长的势头。1800年，欧洲拥有22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一个世纪后这样的城市增至80个，并且没有任何放缓的征兆。毫无疑问，这是上述医疗与卫生条件改善的结果，而且城市医疗卫生方面的进步较农村更为明显——城市毕竟聚集了更多训练有素的医生和装备齐全的医院。19世纪中叶，首先在英国和德国兴起了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改善?市公共卫生环境的运动，此后这一运动逐步扩展至欧洲其他各地，并最终促成了负责水洁净、食品与药品监管、确立医疗卫生标准的地方性公共卫生权力机构的建立。到19世纪末，英国政府在社会改革者的压力下，开始为城市贫民提供公建住房。这种举措不久便被其他各国效仿，并体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

与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密切相关的显然是欧洲内部的移民潮。城市不仅富于经济机会，并且有多彩的生活、丰富的文化、极具魅力的娱乐以及不论身份的生活等。凡此种种都是乡村所没有的，成千上万的人因此离开农场而涌入了城市。但更为重要的是，进入城市他们走向自由，摆脱传统的对农民的等级与家族的压迫以及贫穷的困扰提供了可能性。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乡村生活或者已变得不可忍受，或者对于那些富于冒险及雄心勃勃的人而言太具局限性，而城市生活意味着机会、成就与回报。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城市生活导致了孤独、疏远、贫困、剥削，造就了贫民窟与工资奴隶。显然，一个人只有尝试过才能领略城市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

尽管当时没有人能知道，西方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减退，原因并非是传统的瘟疫、饥荒或战争，很大程度上是自主选择的结果：庭规模在逐渐繁荣的西方变得越来越小。尽管有悖于传统并遭到各种道义机构的谴责，避孕套及子宫帽避孕套（diaphragm）等避孕工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那些难以承受这些奢侈品的人则选择体外射精、晚婚或者充满风险的堕胎——数百年来，这在整个西方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多次生育给妇女健康带来的损害，激励一些先驱创建了现代生育控制运动。19世纪80年代，荷兰第一位女医生与社会活动家阿莱特·赫里特森（Aletta Jacobs Gerritson，1854—1929)，率先在阿姆斯特丹致力于妇女健康及生育控制的医学实践。在?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安妮·贝森特（Annie Besant，1847—1933)以及现代计划生育机构创始者美国人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1879—1966)等积极运筹与不懈努力下，生育控制运动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人口减少首先明显体现于欧洲国家出生率的下降。1850年，英国每千人的生育率为33.4，1900年降为28.7‰，1914年进一步降为26.1‰，1930年更降至19.6‰。德国1870年、1900年、1914年、1930年的生育率分别为38.5‰、35.6‰、26.8‰、17.6‰，法国1850年、1900年、1914年、1930年的统计为26.8‰、21.3‰、18.1‰、18.0‰。意大利（没有1850年的可靠数据）1862年的生育率?39.4‰?1900年降为33.0‰，1914年进一步减至31.0‰，1930年更下降至26.7‰，其他欧洲国家也体现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然而，家庭规模的缩小并非仅仅是妇女健康问题导致的结果，还有诸多跨越社会阶层以及国界的其他因素：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遍的繁荣、技术变革带来的工业化与规模化生产的奇迹等，为许多人实现富裕生活创造了条件，并且生活质量与水平的提高，在小型家庭中更易于实现。另一方面，西方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家庭农场对劳力的需求随之减少。因此，在很多西方人看来，大家庭这个多少世纪以来始终为农场的支撑，并作繁荣、天赋与神授的象征，随着20世纪的发展日益成为主流之外的特例。

欧洲人口增长趋缓的另一原因是，这一时期的跨国移民达到了可与中世纪媲比的峰巅。1880年，每年大概有50万欧洲人移居美国、加拿大、拉美、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其他地方，30年后欧洲外移人口的数量增加了3倍。随着时间的推移，外移人口的国别背景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早期的欧洲对外移民绝大部分都是不列颠人，或欧洲西部边缘地区的欧洲人。19世纪后期，廉价的旅费，移入国提供的优惠接收条件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吸引成千上万的意大利人、俄国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克人以及犹太人前往新世界追求商机，或者为逃避铁血政权、宗教、文化、民族与种族歧视等等。移民们很快发现新世界并非黄金遍地，而且很多人因其外来者的身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斥。然而，新世界没有强制性兵役，没有土地贵族的奴役，亦没有国家宗教机器的迫害，最重要的是新世界没有大屠杀。截止到1930年，欧洲外移人口超过6000万。数以百万计的移民虽然失望而归，但绝大多数人却留在了新世界并致力于新家园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