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群众彼此各互相同意，立约授予某人或某会以代表之之权，不必更问人人之同意，而其行为皆视同群众人人自己之行为，由是得以共同安生而御外侮，如是者，则国家即为建立矣。

国家既如此建立，于是公认为统治者之某人某会，其权利与职任乃得而定焉。  

第一，群众既已立约，则不能为与约相悖之举。故国家既已建立，则人民应即承认其代表者之行动与决断，而不得再彼此私立相从之约而不先取得统治者之同意也。故在君主国，其人民未得君主之同意，则不得废止君主制而返于群众混乱之态，亦不得将统治权转给他人或他会。盖照约，人人互约皆应承认其代表者之一切行动为己之行动，故设有一人焉而有异议。则是此人乃将对于人人之约而尽破之，其不义甚矣。且统治权既奉之于代表者之身矣，今又从而夺之，是夺其所有也，其不义亦甚矣。故谋废君者，如遭诛戮，是自行诛戮也。盖此诛戮之权，亦已于建国时奉之统治者也。人之行为而应受自己所赋之权之罚，则是为不义明矣。近今又有以与上帝立约之说而掩其叛国之迹者，此亦不合义之论。盖与上帝立约，必有其居间人，而最合宜之居间人实莫过于统治者。故与上帝立约之说，实为诳言，即在造此说者之良心，亦自知之，非独不义，而卑劣亦甚矣。  

第二，因代表者之得统治权乃由于群众彼此互相之约，而非代表者与众中任何人之约，故代表者无违约之可能，而任何人无论以何借口亦不能解除其服从之义务也。夫统治者未尝与其人民立约，其理甚明。盖如有是约，则必不外两途：即是人为一造，与群众全体为一造而成约；或是人与群众之人人而各个为约：前者为不可能的，盖群众尚未成为一体，果以何资格而订约?如为后者，而此各个人之约，在此人取得统治权之后，亦皆无效矣。盖此时代表者，非代表其一人，故其行为之如何，不能以一人之意责之。况如一人以为违约，他人则以为否，则是其是非无从判断，而唯有再诉之武力，而团体瓦解，是则与立国之意根本相违矣。故以契约方式授权于统治者，乃不可能之事，彼以君主为由订约而受其权，殊不知契约之本身初无拘束之力，其保障乃在公共之武力，即统治者之权力而为众所承所赋者也。今使统治者向为一议会，则必无人设想此种契约之存在，何者，人虽至愚，必不谓罗马人可与“罗马”立约，苟其为治不善，则可以罗马人而废“罗马”也！至在君主国，而人乃有异议者，此因少数野心分子，希冀有议会政治，而己得与其列，故不乐于君主制度耳。  

第三，当大多数人既公推一统治者，斯时少数不同意者，亦必须承认之，否则不免有诛戮也。盖彼既已参加于此聚会，是早已表示以多数为从违矣。今于多数之所决而持异议，则是背约而为不义。故其人纵不属于此群，亦不同意于其人选，然而若不服从，则必被斥于保护之外，而为任何人所得而诛矣。  

第四，统治者之一切行为与决断，所有人民既皆居主动者（author）之位，故凡统治者之所为，对任何人民不为伤害，而人民亦绝不能以不义怨之。凡授权与人，而自为主动者，则代表者依权行事，不能为主动者之损害。国家成立之后，统治者以所有人民之权而行事，故如有怨统治者之加害，则是自怨也。人而自加伤害，乃不可能之事，故统治者之处置，欠公平或有之，至于伤害与不义，则必无之也。  

第五，由前之说，故凡有统治权者，人不得而杀之，亦绝不得而罚之。盖其行为，乃人民各个人为之主动，若果罪之，则是已有罪而罪他人也。  

国之建立，既系以和平与保障为目的，故担任达此目的者，必须有采取各种方法之权利。故有统治权之人或议会，当然有权决定维持和平及安宁之方法，及判定何者为和平及安宁之障碍。故及和平安宁之未破，则就国内国外而尽力消弭之，迨其已破，则努力而恢复之，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