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娜·科鲁西，我的母亲，苏珊娜是她曾外祖母的名字，一个波兰犹太女人，我的曾外祖父，一个拿破仑的士兵，在被占领的华沙遇识了她，征服了她，并把她带回他的家乡弗留利 ，就像带回了一件战利品。在我们老家，男人们总是粗暴地抢来他们的女人，叫她们屈从于他们掠夺性的意愿：成婚更多的是出于武器的威力，而非爱情的诱惑。军事行动，武装犯罪。在维斯瓦河 河畔的历史性抢劫发生之后一个世纪，同样的命数落到了我父母的头上。

我父亲卡尔罗·阿尔贝多是阿尔戈巴斯多·P.达隆答伯爵的儿子，出身于拉文纳的一家名门望族。他很为自己的称号骄傲，年轻时喜欢面对着大海让人拍照，拳头叉在腰上，目光直视地平线，下巴挑战似的高扬起，短短的却很粗壮的小腿稳稳地踏在沙土上。他喜欢自吹自擂，这一点尤其必要，因为他必须掩饰一种尴尬的、无法满足一个年轻贵族野心的经济现实：一个宫殿破败不堪，最漂亮的一层已经租给了一个颜料商，而此人是靠做潜水艇漆的生意发财的；一个母亲和几个姐妹总是为某个当年移居到遥远城市的亲戚戴着孝，邻居们看到她们穿一身黑衣黑裙，就知道这一家有丧在身，她们一大早便赶往教堂，一副谦逊的举止，配上一种高傲的轻蔑，分明是瞧不起时尚的轻佻多变；最后，还有菲薄的饭餐，既不易消化，又单调，天天都是肉酱，多亏隔壁耶稣教修会好心的总管，还是低价买来的。他们在自己家里做西红柿酱，九月份的整整三十天期间，客厅变成了瓶装工厂。珍贵的大理石方砖地，往日贵胄府邸仅存的威严之一，每年都要沾满血红的果汁。

午餐和晚餐老是那么单薄，使父亲染上了打纸牌的习惯：既是出于一种合法欲望，顶住肚腹中始终如一的饥饿，也是为了不失地位和身份。一个P.达隆答家的人是不会随手大把扔钱的！你讥笑我小气。我则不喜欢疯狂而又无谓的支出，仅仅只为炫耀一番。在我父亲的挥霍中，我更多地辨识出虚张声势的显摆，而非真正的慷慨。瞧瞧他的眼睛，在我寄给你的肖像画中：顽强，不安，总在窥伺着。两洞枪眼。他遗传给了我他皱纹紧密的面容，他凹陷的腮帮，他紧巴巴的颌骨，他高高的颧骨，他薄薄的嘴唇。或是时运不济，或是缺乏经验，他把他父亲的小小遗产全都在赌场中挥霍一空。对这个贵族之家的儿子，一个不可能干某种手艺活儿，却把名誉和身体看得很重的少爷，只有一条出路：入伍。于是他成了职业军人。一开始在利比亚，随后，1915年，当意大利参与战争时，在弗留利，离奥地利边境不远。身为少尉，他被分派到卡萨尔萨的军营，那个村子即是科鲁西家的故乡。

我母亲是一户富裕农民的第二个女儿。她父亲开了一家小小的烧酒 作坊，战后破了产。家中的女人全都工作：有的当小学教师，例如我母亲和她的一个姐妹，有的当女店主，就像我的另一个姨妈，她在自己家附近开了一家文具店。我父亲一开始表达爱慕之情时，遭到了回绝。他们是在舞会中相遇的，就在村里教堂前的广场上。我母亲，身段苗条，性情活跃，又带有讽意，喜欢读小说，热爱她的职业，因为当教师可以保持独立，她写一些寓言和歌词，自己给它们配上当地的传统老调子。一个军官的吹牛和肩章，只能让一个这种素质的年轻姑娘嗤笑。遭到拒绝后，他又全副武装地返回：战争冲突结束后的不几天，人们看到他闯进了卡萨尔萨村。他几乎是强迫地娶了我母亲：说是强迫，不仅在于他行为方式的突然，更在于村里人、亲戚和朋友的压力。我母亲那时候三十岁。她屈从于不得不结婚的习惯，更屈从于那个人凶残的执意，他带着胜利的荣耀从维托里奥威尼托 凯旋，把她绑在战车上，像是一份额外的战利品。

我父母从来就没有和睦相处过。从第一夜起，妈妈就对这军官的攻击感到恶心。

“加里波第 不在乎这个！”他一边扣上他的腰带，一边叫嚷道。这句我觉得十分神秘的话话音未落，他就带上了门，离开了房子，他男子汉的尊严受了伤害，他要以种种很容易收买的安慰，为自己的尊严挣回一些颜面，而在军营周围，那样的慰藉并不缺少。然后，他重新回到自己家，宣称要履行他当丈夫按期应尽的责任，就像那个牛头怪人 要求享用他一年一度的新鲜血液。责骂与诅咒伴随着他的归家。玻璃窗在他的嗓门下震颤，嗓音中越来越透出傲慢和倔强，而且，在士兵的狂妄自大中，已经混杂了法西斯分子的优越感。我出生不到一年，他就已经是党内的人了，在走廊中厉声叫嚷墨索里尼将为他复仇。我赶紧逃到房子的另一头。我母亲在壁橱中存放了一件兔皮旧大衣。有多少次，我把我自己关在这灰尘蓬蓬的小房间中，用那脏兮兮的兔毛磨蹭我的脸，忍不住直想打喷嚏，一心只愿就这样死去才好。

我们经常搬家，东奔西颠，任凭军方打发。在我的想象中，总是我母亲抢先下手，一跑了事，以躲避家庭生活的捉弄。她叫我到她身边去，我就从我的房间跑出去，哭着扑到她怀里。我们匆匆地往硬纸箱里装一些衣服和属于我们的物件，因为搬家次数太多，纸箱子都有些糟了。我母亲不得不阻止我往里面放美丽家乡奶酪 和食品柜里的蔬菜，而我则把这些东西当做紧急情况下的急救物资，因为我总是担忧，怕漂流到一个鲁滨逊的荒岛上，或者会像爱德蒙·邓蒂斯那样，落到伊夫堡的监牢中 。在火车站的月台上，我根本不知道我父亲已经先于我们到达了他的新驻地，还战战兢兢地怕他会发现我们的逃跑呢。他会追踪而来，在火车进站之前追上我们吗？火车怎么还迟迟不到呢！我注意着来自乡野方向的任何声响（火车站常常只是田野当中的一个站台），只有当高高的横杆放下来拦住了来往的汽车时，我才放心地喘了口气。发明了蒸汽机的德尼·帕潘 第一次看到热气从锅炉中喷出来时，恐怕也不会比我看到一缕缕白色的气团从机车头中冒出，宣告列车开动时，感到更多的快乐。获救了，我们获救了！

帕尔马，贝鲁诺，科内利阿诺，萨奇雷，克雷莫纳，斯冈迪亚诺，重又是博洛尼亚：假如这个或那个城市，相对于别的城市，有时特别令人想起一束浓香紫罗兰，有时又是滑雪场方向的一个终点站，有时是一个把圣母画得惟妙惟肖的画家，有时又是著名的弦乐器商家族，那么说到我，我对它们的印象却只有突然的开拔，堆放在门厅中的箱子和包裹，寻找一截绳子把破裂的柳条筐再紧一紧，害怕在成功开溜之前被发现，火车站窗口前令人不耐烦的排队，车厢内轻松的喘息，然后，在旅行即将结束时，新的担心又来了，那么可怕，担心父亲揭穿我们的计划，准备报复我们的胆大妄为。每一次，确实，我们都发现他早已经等在他的位置上了：带着他的军官旅行箱，稳居在客厅中央，这是为他男子汉的荣誉而竖立的纪念碑，也是我们羸弱幻想的坟墓。

恰如你看到的那样，对我来说，他成为了：父亲。我在我心里不再把他称为别的。不再是：我的父亲，因为在他的威力和暴力面前，我母亲显得跟我一样易受伤害，孤立无援，无能为力，就仿佛我们平等地处在童年中，处在卑微中。但也不再是：我们的父亲，他对我们行使的权威完全丧失了情感。他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父亲，只有这一称谓，才能在其严厉的简明中，使他命令式的举止行为在我们心中引起恐惧，例如，当他倒在扶手椅中，伸过腿来叫我们脱靴子的时候。他是不是意识到，说到底，他只是一个碌碌无为者？也许：但在别的人身上会让性格温和下来，使人趋向于宽容的东西，在他身上却只会叫脾气更加暴躁，直至疯狂。他染上了一个怪癖，老是去磨蹭袖子上那缺少的第四根饰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