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母亲，她对我从来只是妈妈。这个自身蜷缩起来的词，带着它那在唇端重复的辅音螺旋似的温柔，向我展开着一个茧子、一个避难所、一个鸟巢的形象；在它可以被看做主有代词的阴性形式 的第一个音节中，我投射了彻底归属我自己的欲望，那个完全属于我的人只能归我一个人。一开始很容易的使命，但随后，在我来到世上三年后，随着一个小弟弟的诞生，就时时要求我使用一种外交手段和一种取巧诀窍了。基多，这个名字在我看来跟任何一个有名的圣人都不搭界，只是跟基多·雷尼 画的圣塞巴斯蒂安稍稍有些关系，我一看到博洛尼亚博物馆中的这幅绘画，就喜欢上了它。油画表现了一个几乎全身赤裸的年轻人，双手缚在背后，被绑在一棵大树上，上身前倾，脸朝天抬起。身体的美，模特儿的青春，背景的音乐，灰色的微妙，从此启迪起我种种很不相同的情感。一开始，是画家名字和我弟弟名字的一致，只是它使我难堪，把我捕获：就仿佛，通过把这一光荣殉道者的形象跟那个作为敌手进入到我生活中的人结合起来，我就可以用利箭反过来穿透他，用他强加给我的折磨来惩罚他。在我们搬家时，在我们兴奋地打包收拾时，每当妈妈要帮他收拾床底下散了一地的玩具，我就大声宣称我们已经晚了，来不及了。假如，到达目的地时，我们已经看到父亲那可怕的身影挺立在我们新家的门槛上，紧皱眉头，轻蔑地脚踢着我们混杂的行李，那到底是谁的错？

甚至在他诞生之前，基多就让我受苦了。当他们要给我治眼睛时，妈妈还怀着身孕呢。马兰戈大夫穿了一件海狸皮领子的大衣。他的山羊胡子亮亮的，齐齐的，就像是用自己的皮毛装饰了他衣服的那同一个畜生的一撮毛。一个带有复杂笔画的巨大的花押字母，占满了半张药方纸。他把一个小瓶子留在我父亲手中，拧了拧我的脸蛋，出了门。我躲到我的房间里，担心父亲会打开我的门，尽管我用床头柜和两把椅子反着放，像筑街垒一样顶在门上。我听到走廊上传来的脚步声。他摇晃了几次门把手，随后，一记巨大的声响宣告了我的溃败。

我们现在来到了厨房中：我躺在饭桌上，拼命地舞动手脚，并非出于重获自由的欲望，而是逼迫他使劲；他俯身朝着我的脸，嘴唇翻起，露出牙齿，用一只手阻止我乱动。另一只手摸索着给我点眼药水。我的肌肉突然松弛下来，我停止了挣扎，一种安逸的情感钻进了我的心田。

一天两回，小小的戏剧重演一遍：房子里的追逐，走廊中的逃跑，我被逮，我被捕，我搏斗，我反抗，我投降。他嘴里有一粒金子的闪亮。他君王一般的权势的标志，外加上美和神秘，赋予了每一处细节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的场景：他在背后关上厨房的门，他把我从地上提起来，摊开在桌子上，用漆布把我束住，用他的手指头翻开我的眼睛，往里头滴眼药。

为什么会发炎，为什么是眼睛？嫉妒，害怕失去独一份的母爱？我问自己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那些场景，我演牺牲者，他演刽子手，比起夜晚的任何一次亲吻，比起彼此的爱抚，都使我跟妈妈更亲近了。跟她一样，我忍受着父亲的暴政；跟她一样，他折磨着我的肉体。他们在夫妇房间的寂静中的夜间活动，我为自己想象出它的双重面貌，一种血淋淋的仪式，一种天堂般的升腾。受刑和祝福：治疗眼病中的两个阶段也是如此。翻开我眼皮的手指头粗暴无度，我感到一种剧烈的疼痛，就像闪电般的撕裂。然而，第一滴药水刚刚落到角膜上，荡漾开来，我就发出一丝幸福的叹息。轻松的惬意随着撕心的伤痛而来，屈辱的羞惭迎来了解脱的战栗。

但是，为什么总是厨房呢？真的是父亲把我逼到那里的吗？只要马兰戈大夫那带黄色标签的深蓝色小药瓶从客厅的架子上一落到他手中，我就该逃走了。牺牲应该在别处。在房屋尽头，在妈妈行祭礼的那一间，父亲决不进入的那一间，除非借这一机会。女人才待的场所，专门留给家务之用，扫帚、粗麻布拖把、洗碗布、锅、漏勺；这洞穴与神庙，使我完成了向女性的变形，父亲会赏赐给我跟给妈妈一样的神秘献祭，要知道，他在两次吵架之间往往会赏给妈妈一个脸。

每当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时，我会惊奇地看到，在他们那道天鹅状门把手关紧的门后的房间里，有一整套从伦巴第人商廊买来的家具：里头没有一件我所期望的珍稀家具，我想象，即便一个大理石地面的祭坛本身，像教堂里的那些祭坛一样，也不该是一个配不上我父母见面的布景。

巨大的婚床，那种黑暗礼仪的舞台，还以另一个理由刺激着我：它那四个反映出松木大衣柜形象的铜球，在从帕尔马到克雷莫纳的路上丢失了一个。

自我认同为女人，出于对遭父亲暴力侮辱的女性的同情而渴望扮演一个女性角色，拒绝在我自身性别的粗鲁、粗野、优越感中认识自己：换言之，我在成年时表现出的某些?好，可以在我童年时受启迪的氛围中寻得。但是，要我同意，从我成长的家庭环境，从我的教育，从我对我母亲的“固恋”来“解释”我的肉体趣味（由此，你，杰那里埃罗，如果你那么令我喜欢，那是因为另一条道路，“正常的”道路，始终对我禁止！哦，对你的那不勒斯之美的可恨的无知啊！），要我同意，从我的家庭史来“讨论”我的恋男倾向（同时，让我看到，所谓“治愈”的援助之手，是一根有毒的稻草），那是我从精神病医生那里接受的所有善意中，最令我恶心的一种。

一幅欧洲地图让他们学到的东西，要比他们的医疗教科书远远多得多。他们会看到卡萨尔萨处于何地，这个已有一半被奥地利和南斯拉夫争夺着的弗留利，那么一个边境之地，已经不再完全属于意大利了；他们会再把目光转投到拉文纳，这个中部城市，尽管它已经从中世纪时意大利首都的行列中退出，却仍然保留着往日强盛的斑斑痕迹；他们会说，一个见证了一个弗留利母亲被一个拉文纳父亲侵犯的孩子，是不是不会倾向于偷偷地结盟边缘来攻击中心，随后，把这一直觉的同谋扩大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父亲并不仅仅占据着一个地理上的中心位置（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均衡、秩序、标准、习惯），针对处在“外围”的我母亲（权利被取消，靠边），另外，靠着他那一身由战争部供给的军装，带装饰的肩章，威风凛凛的军帽，三色的证件，随时准备喊出的口令，他还是罗马、权势和法令的化身。这两个理由，让我拒绝服从规定，而向着一切不同的、例外的、在阴影中的、边界上的东西自动开放。不可抹却的默契，朝着我的每一个活动地盘延伸。我用方言写下我的第一批诗歌：并非出于对民间文艺的任何眷恋，也不是对田园天堂的任何幻想促使我做了这一尝试，我仅仅是选择了跟官方语言作对的“反中心”的母系土语。在政治上，我是自由射手；在爱情上，我是非法的；在旅行中，我更被也门人烟稀少的孤独景色吸引，更愿意前往文明世界的边缘，而不向往伦敦或巴黎那样的大都市。在我对郊区的兴趣中，并没有什么东西显出我特别厌恶城市，我只是觉得在郊区的空间中，就像在我自己家中一样。有多少次，我不等晚餐结束，会突然离开我的朋友们，乘上一辆有轨电车，一直来到终点站。乡野中的一个环岛，就像往昔罗马众多圆形空地中的一个：一点点发黄了的草，两条长靠椅上涂满了淫秽的字画，一个水泥的挑棚虽已破残，却还能挡风避雨。再远处，天幕中，衬映出几幢造了一半的民房的架子。我什么都不寻找，我什么都不等待，我脚踢着一只罐头盒，沿着铁轨走。电车司机向我发出信号：我跳上空荡荡的车子，重新朝光明的方向进发，心平如镜，静如止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