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无休止地颠簸，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我始终感受着生活的一种暂时性：我唯一的固定点是卡萨尔萨，是弗留利，是我母亲老家的房子，我们，妈妈、基多和我，每年一到夏初都要回那里去。一个邻居驾着一辆马车在火车站等我们。壮实的骡子不停地用尾巴甩打着两肋，驱赶苍蝇。我们穿越连接乌迪内和波代诺内的国道。村庄从公路另一侧开始，沿着唯一的一条街建造，小街一直通向教堂，然后分岔为两支，就像一柄叉子。我们家的房子位于左边的低处，几乎就在村庄的入口：一共三层楼，大门是单扇的，正面墙上开了五个窗洞，绿色的护窗板，正中央的窗户上摆着天竺葵。朋友酒吧就开在街对面。正在柜台后洗酒杯的年轻小伙计，一时间停下了手中的活儿，过来帮我们卸行李。他叫罗贝托，是我的远房表兄。再说了，在卡萨尔萨，谁还不是跟其他所有人都沾一点儿亲呢？半打姓氏足够五十来家人用了。仅仅科鲁西家、莫拉苏蒂家、波托兰家、葛雷戈里家、康佩西斯家就已经填满了教区的登记册和墓地的墓碑。

对多数人来说，他们姓的也不是意大利人的姓，就如村庄的面貌，蒂罗尔人 的影响仿佛给房屋正面粗粗地涂了一层厚灰泥，在护窗板上撒满了粗大的钉子，在小院子里雕琢玫瑰，把谷仓的屋顶拉长，给阳台上的木栏杆饰上花彩，在厨房的墙上挂上能咕咕叫的钟，用鸭绒被代替毯子。长期以来成了我们主子的奥地利，把它的高山风貌带给了这个四周为一望无际的平原的小镇。即便从教堂钟楼上望出去，目光所及也不会很远，无法辨认阿尔卑斯山脉最初的层峦。从果园后马上伸展开的田野，以它一片秀丽的林地，叫人怎么也联想不起一种意大利或地中海的景色：除了出产卡萨尔萨特有的灰葡萄的葡萄园，你就找不到任何你喜爱的植物。你只能把你的面包浸在外地进口的油里。这里没有你母亲在她平台的花坛里种植的罗勒和牛至，你只有可怜兮兮的欧芹汁来拌你的西红柿，而古人却是拿它来做殡葬徽号的：在你家乡，肉店主只用它来做点缀，插在店铺前宰杀好的小牝牛的鼻孔中。一条条运河的岸畔，播种的都是玉米，却见不到一块小麦田。在一片总是绿茵茵的草木丛中，笔直地划出一条条道路，路两旁则是一排排橡树和金合欢树。你遇到一些叫做英格丽德或特卢德蕾丝的姑娘们，名为古纳尔、迪特尔、弗兰茨的小伙子，都是日耳曼族的名字。

外乡人经过这里时，停下来只为在村头那家餐馆匆匆吞吃几片圣丹尼尔火腿，一对鹌鹑，外加一方玉米饼。在他们眼里，教堂的外表笨重而无趣；内部则穷乏而平庸。威尼斯的天才，在哥特式的宫殿、尖形拱肋的柱廊、并不遥远的乌迪内粉红色石头的住宅中闪耀出了光芒，而到了我们这里却栽在了实用的常理底下，撞上了农民们粗俗的土里土气，他们更愿意给他们的犁加一个铧片，而不愿意为公共水池增添一个槽口。他们的首府不是精致和优雅的乌迪内，而是位于另一边的、距离同样远的、有又矮又粗的城堡的波代诺内，它的财源主要来自棉织品生产，还有牲畜交易市场，靠着居民的数量和收入而变得相当兴旺，战后短短几年中，就跻身于省会的行列，那一次隆重仪式可以作为唯一值得纪念的日子，永远留在一个缺乏新闻的城市的年鉴中。“他们找了一个人做省长，可算是有了一个历史人物，”妈妈笑着说，她还记得那个时代，她在她姐妹的催促下，去了一趟波代诺内，好给她带回信封、铅笔和其他种种的文具。

嘲讽中透露出一种深刻的藐视，在拉特朗协定 签订二十年之后，天主教和教皇的弗留利始终在继续哺育着人们对意大利国家的这种藐视。在我童年时，卡萨尔萨的神甫堂·保罗是村民们承认的唯一头头，既是宗教头领，又是行政头领。而在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 身上，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曾从庇护九世手中抢夺了首都的人 的孙子。堂·保罗为年轻的新婚夫妇主婚，因为对新郎新娘，法律并不强求他们去政府登记；这样，他们就避免了受篡权者的连累。新生儿的名字和死者的名字，都登记在教区的录事簿中，而不是在市政府的公文册中。我就是在这种论战的氛围中长大的，这其中，宗教信仰并不意味与权势勾结，也不算为特权辩护，反倒意味着向中央集权主义国家政府的抵抗，以及对受威胁的少数派的保护。比如说，弗留利的教职人员总是尽可能地到处使用方言，那是一种偶然吗？办公机构的人员和一部分小学教师使用意大利语；而教士们，则应该有勇气和义务，反对一种在我们看来流露出外来意志的语言的传播，这有点像今天的情形，谁要获得一种职业，谁就得掌握英语。当我一开始投入到共产党人的活动中时，这个语言的问题引起了我很大忧虑，把我扔到了不可解决的矛盾中。我，一个左派人士，我怎能向我的朋友们证明一种民族方言的重要性，证明它可以作为民主?步与民主文化的工具呢？他们对我说，在穿教袍的人中寻找你语文学的同盟军，这是多么怪的想法！

我年轻时，真是带着唯一的爱和唯一的冲动，相信教会和福音书；无疑，假如有一种伪善和虔信的气氛笼罩着家庭，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我在我身边只看到活跃的和漂亮的女人，首先是妈妈，她的批评精神恰恰跟唉声叹气的恭敬背道而驰，而正是那种恭敬，使你的童年天性在圣葛雷高里小学受到压抑。妈妈心中有一种自然宗教：她在棚屋里揪下的玉米穗穗，她在厨房窗下压得吱扭吱扭直响的水泵，牛群踏在街上沉重的脚步，照在蜡亮蜡亮的屋顶上的太阳光，打在石板地上噼里啪啦直响的骤雨，这一切，都在对她说着老天的言语。星期天，她带我们去望弥撒，听堂·保罗用弗留利语布道：村里人没有一个会缺席这一聚会，它的政治意义跟宗教目的同样显然。竖立在钟楼顶上的风信鸡宣告我们这片土地上的自由，并不比牧者用他羔羊们的方言宣讲的福音更崇高。

在天主教教义中，只有一点让我们，让妈妈和我气馁：对上帝的膜拜。我们怎么能接受，在永恒的王国中，有一个按照家庭中横行霸道的专制者形象制造出来的主？任何的君主在我们看来都是暴君，我们日常所见的例子太多了。因此，妈妈反复向我灌输一种修订和改正过了的宗教，任何的王权都不能把它的辉煌，任何的父都不能把他的统治强加给我们。

新婚后，她去拉文纳旅行了一趟。她的大姑子小姑子，一成不变地穿着又僵硬又暗淡的孝服，带她参观了早先东方帝国大都会的大教堂和陵墓。她走进了神秘的中殿底下，阳光经过大理石方砖的过滤，在带云母片的花岗岩柱子之间，在小小的方形马赛克上点燃了一束五颜六色的焰火。她站在狄奥多拉 面前，沉默无言，女皇华丽的服饰令她惊愕万分。她跪在加拉·普拉西蒂亚 蓝色陵墓中的石棺前，在曾被马克西米连 高高举起的金圣盘前做了一个致谢的动作，跟好多鸽子一起喝了生命之泉飞溅的泉水———但是，始终，在祭坛上方拱顶的深处，她感到有一道目光在盯着她，一个施展圣事威严之豪华的万能之主基督那开放的、不动的、令人畏惧的目光。她不寒而栗，逃了出来，重新来到自由的空气中。阿里乌教徒 圣洗堂把她吓坏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和喷嚏，使她在教堂广场前的一把长椅上直不起腰来，把陪她而来的两位女眷惊呆了，她们不能像她那样，把一个已经有些讨厌的独裁丈夫的形象，跟在教堂后殿墙上隐约闪光的上帝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