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我弟弟遭石雨袭击处不远的河流，垂直地划破了弗留利：它的名字塔里亚门托兴许就来源于此 。1797年3月16日，波拿巴在这里赢得了一次战役，打败了奥地利人，库斯托扎和卡波雷托 的世代仇敌。我父亲把那次胜利记在3月5日，好跟我的生日吻合。他把波拿巴认做一个意大利将军，就如他把尼斯、科西嘉、一部分的尤利安山，以及卡林西亚 的某些山峰，都归于维克托·伊曼纽尔的王权一样。

卡萨尔萨位于波代诺内侧旁，陆路只相距一两公里远。人们已经把房子建得很靠河边，无法再往河边靠了。你想象一下一段宽得出奇的河床，满是鹅卵石和灰色的沙土，一年里倒有十一个月干涸露底；中央的一条水流，又窄又深；无数支流被砾石滩、荆棘丛和绿色的橡树林一一分开。既没有陡坡，也没有堤坝标志出河的边界。你走过满地碎石的坑坑洼洼的道路，来到这里。从来没有汽车光临，也很少有散步者。透过树林的枝叶，我们远远地看见横架在河上的大桥的铁墩子和铁桥面。我跟我的表兄弟们，跟罗贝托，跟村里的其他男孩，整下午整下午地勘探着我们的王国。在被大水冲来的树干底下匍匐，跳入冰冷的水中，接着，使劲舞动胳膊，狗刨似的游动，在被太阳晒得暖乎乎的沙土上打滚，在柳荫底下睡觉，登上一个陌生的小岛；寻衅打架，不过那是一种乱糟糟的混战风格，丝毫不能跟拿破仑的战略天才相比，尽管父亲关于他的说法有些歪曲史实：那些消遣，甚至包括我要提到的那一件，在我的心中，没有一样比得上对夜晚最初一抹阴影的等待，从教堂钟楼传来的晚祷钟的音符，在我头顶上悠扬飘忽，最终消失在昏暗的空中。

那时光，我感到了什么？两种宗教分享了我的心。一种，我已经留在了我身后的卡萨尔萨；它通过晚祷之钟悠扬的叮当声波，回响在我的记忆中；它对我说着基督教美德和义务的旋律话语。（假如你能原谅我这些陈旧的概念和说法，跟我在我的课本中学到的那些一样，尤其是在为课堂而写的一部最著名小说的选段中，题为《心》，建设性格言集 。）

女人的宗教（我把堂·保罗神甫归在女人一类里），保留给女人，局限在女性化的地点中：房子、教堂、水泉。那水泉，我从心灵深处把它读作“水泉”，而从不读成“洗衣池” ，而且，在我看来，洗衣女们嗡嗡作响的活动，是无法跟一个阳性名词兼容的。对我来说，另一个家族风俗的中心是牲口栏，小姑娘们每天晚上到了挤奶时分都要去那里。我跟奥蕾丽娅很谈得来，她梳着黑黑的辫子，辫梢上扎着红头绳，身子一动，辫子就在肩膀上跳舞。她来我的窗前（我房间的窗朝向玉米地和甜菜地）叫我，然后带我一起去农庄。我拿上一只空桶，我们沿着村里的那条街，一边走一边踢着一粒小石子：就像跳房子游戏那样。家庭主妇们待在自家门口，用围裙擦着手。白葡萄酒烩兔肉煨在烧木柴的炉子上，面炸茄盒在油锅里翻滚，越橘酱在大盆中热腾腾地冒着汽，淡紫色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诱人的香味。我把这缕家常的熏香深深吸入鼻中，它跟弥撒时的乳香一样，令我肃然起敬。

每个星期天，一长队来忏悔的女人走到教堂圣器室，堂·保罗坐在黑暗的听忏间里，竖起耳朵，听取她们列数的罪孽。妈妈走在我的姨妈们前面；她们的嘀嘀咕咕，紧接在她的窃窃私语之后。当地的所有教堂，在同一时刻，全都沉浸在同一片喃喃的嘈杂之声中，从一个钟楼到另一个钟楼，整个威尼托区 在信仰中团结一体。特伦托会议 没有白白地在波代诺内一百公里之内召开：反宗教改革运动继续贯彻在我们的乡村。我母亲和她姐妹们的虔诚是诙谐的、带微笑的：但毕竟还是虔诚。她们做日课时穿黑色衣裙，不露胳膊，每餐饭前做祷告，星期五守斋。神甫们在玛丽-泰蕾莎 的这些旧属地中，保留了他们的全部控制：尤其因为当地的爱国主义把神甫们看做它的支持者，他们才得到了更多的尊敬和服从。这样的一种气氛本来会令我窒息。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个神权的和虔敬的弗留利，并没有成功地代取一个世俗的弗留利，比野蛮的大侵略本身还更偏僻的弗留利，威尼托人的弗留利，异端，放纵，赤裸，感性，肆无忌惮，不知羞耻。还没有倒塌之前的乡野天堂，而我们，塔里亚门托河畔的男孩子，让它阳光下的伤风败俗消散在我们江河般的大胆中。

我保留着那一时期的一张照片：我们中，有十来个笨手笨脚的瘦杆杆，只有我一人又矮又壮，大伙儿全都懒洋洋的，待在河滩上，穿着游泳短裤（有些人只是裆间系着一块布）。每个人都嫉妒地保卫着初生男子气的秘密，唯一的羞耻（更不如说是厌烦和狂躁，而不是羞耻），坚信自己跟年长的伙伴相比还是童男子。我是在多大的时候第一次做爱的？是在什么情况下？跟谁？所有启蒙小说中的例行问题，启迪了作者整页整页的文字。对我而言，这是荒唐的问题。假如人们问我记不记得我第一眼见到的蓝天，第一口吃到的苹果馅饼，我能够回答吗？我做爱，而毫不意识到是在“做爱”：当然更不用说，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爱的边缘者，是在一座充满着障碍和危险的黑森林中冒险。我出于兴趣和饥渴做爱，就跟我肚子饿了要吃饭一样自然。对我来说，没有第一次的忧虑和辉煌，没有震惊，也没有要在床前刻下一个十字那样的纪念意义。只有压迫着摩西后代的罪孽，把跟一个朋友一起对快感的发现，变成了可纪念的事件。我靠着储存的健康又强壮的快乐（著名的“印欧基质”）而得以免除的罪孽，在天主教的外衣下，毫不受损地留在卡萨尔萨。我的根生长在这土壤中，在这异教的腐殖质中，我精力旺盛地从中飞出，像一支茎杆那样天真而又正直。

当一个伙伴回应了我的微笑时，我便跟他一起消失在了一个树丛后，或是钻进了一团密密麻麻的荆棘丛。担心遭到过于笨拙者和无经验者的审判。确实，我们对这不完全占有没有什么可吹嘘的，我们手段的暂时薄弱只能让我们局限于此。我们最好还是在一旁自己穷对付吧。但是，要放弃我们的行动，把我们“隐藏”起来，在我们之间是决然做不到的。晚上，当我坐在家中的餐桌前时，我并没有“说谎”的感觉，因为在晚餐期间，对我们的某些下午开花的游戏，我始终就缄口不言；同样，我可以在我的床上，十分平静地接受妈妈的晚安吻别，而没有丝毫在河边柳树丛中犯下“错误”的感觉迫使我躲避她的目光。

我白天中最美好的时光，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是在回村前的片刻。我美美地躺在温暖的沙滩上，心满意足，一直等到晚祷的钟声给我一个出发的信号。浑身的慵懒，加上傍晚的幽思，多么惬意啊，这时，我还没有品味出我那两个世界之间的和谐吗！远处，各家各户集中在教堂周围，炊烟袅袅，祷告声喃喃（在此借用爱德蒙多·德·阿米契斯的话）；这里，生硬的动作，赤裸的皮肤，身上发出的盐和麝香的气味，幸福的物质感受。从钟楼上落下的透明音符，为我们的丛林之队带来了卡萨尔萨的祝福：当天上晶莹的信息，随着微明的黄昏，降落到我沉重的四肢上时，谁还能够怀疑，世上的一切并非全都是美的和善的？

这种天真的折中主义，是我少年时代的财宝。兴许，我很快就不得不做出决定的隐约感觉，也增加了我的至福。再过几个季节，我就不可能有选择了：或者屈服于我母系的宗教，但要丢失我的天性；或者显示出我行我素的勇气，但要怀着一种背教者的糟糕意识。在天主教信仰中成长，从自己青春幻觉中摆脱出来的人，有谁能逃避这一两难抉择呢？把教会的道德和我个人的需要调和在一起的梦想，随着童年的其他幻想一起轰然倒塌。我毫不犹豫地选定了我的道路，但是，我渴望成为的，那么多傻瓜夸耀我已经成为了的那种自由人，总是带着基督教教育的羁绊。当一个人直到二十岁还坚持星期天去望弥撒，他就不可能穿着希腊人轻飘飘的长袍，游历世界。在我的诗歌中，我编织了跟一个乔托 的同时代人同样多的对基督的赞美：假如一个葛兰西 的弟子如此地关心耶稣，那么，当你看到你母亲，几乎一个字也不认识的人，在她的炉灶上方并排挂着一张斯大林的画像和一幅圣母的肖像，你还会觉得惊奇吗？没有一部电影能比关于福音的电影更紧地揪住我的心。在我的私生活中，我再怎么扔掉假面具，再怎么显出英勇顽强的样子都没用，我感到，在我的胸膛中跳跃着一颗犹大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