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多留在家里，跟女人们在一起。穿黑色制服的意大利兵赶来抓住了他。他仅仅来得及跟妈妈交代了几句话。他跳上法西斯分子的卡车那一刻，我们的外祖母跪在他们的头领面前，求他饶过这个年仅十八岁的男孩。他们用手枪顶在她弯拱的背上，把她赶回家中。暴徒们坚持把屋里屋外搜了一个遍，还不知羞耻地对躲在屋里哭的妈妈讲着一些甜言蜜语。直到她最后从抽屉中拿出我父亲的一张照片给他们看，他们才走人了事，照片是在肯尼亚拍的，他身为奥斯塔公爵的军团中的一个军官。基多在被带走之前，给女人们发出了一个新的信号。在他房间的地板底下，她们发现了一些手榴弹，一些枪支和弹药，都是从军营仓库中偷来的。我根本不知道他还藏着这些东西。妈妈和我的姨妈们用了一天时间，把这些武器运出家里，扔到了一个粪水坑里。

三天之后，基多回到家里。他们严刑拷问了他。外祖母倒在床上一病不起。她挨了三个星期就死了。玖丽娅·扎科，科鲁西的寡妇，在她七十八岁时辞别人世。我为她做了一个临终面模。妈妈用绷带绑住她的脸，怕她的颌骨脱落。

美国人继续轰炸着卡萨尔萨的桥梁和铁路枢纽。坐火车去乌迪内已经变得非常危险：大人们也不再送孩子去学校了。我开设了一种私人课堂，给我的表弟表妹们，还有他们的朋友上课。正在一个邻村避难的乔瓦娜·B.来教拉丁语和希腊语。一个年轻的斯洛文尼亚女小提琴手，逃难在弗留利，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我们的学生学着自己写诗歌，然后分小组在田野里唱这些诗歌，而薇玛·卡尔兹，则用小提琴为他们伴奏。编撰一本用弗留利方言写的历书，占据了课堂上的好大一部分时间。印出来的有最好的一些诗歌，还有当地历史上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为避免我们在假期中分散难聚，我建立了“同盟会”，这是我们的学校实践的友情延续。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要聚会，或是在我家，或者在我的某个学生或前学生的农庄。每个人都要当众朗读自己新写的诗句或散文，薇玛演奏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西班牙慢三步舞曲，大伙儿静静地听得发呆，都成了她的乡村崇拜者。然后我们讨论诗歌和语言，坚信大众化的伟大传统能在我们的方言创作中重新发扬光大。只有对那些堵起耳朵，不想听到火车站周围炸弹爆炸声的人来说，这个文学小团体的人才显得幼稚得头脑发热。

在我们临时改成课堂的饭厅里，摆着一些胖臌臌的家具，带有鲜花图案，漆成黑颜色，那是我父亲让他以前那个部队中的随军木匠做的。在学校中教课，还有同盟会的聚会，在我心中激荡起的幸福感是那么完美，只有一件事能稍稍扰乱它，那就是每个月从内罗毕寄来的一张明信片。

信的内容越来越贫乏，签名的字体越来越大。最初的那些明信片展现了维多利亚女王端坐在宝座上的形象，是她加冕的那一天画的。随后寄来的形象有乔治五世国王、贝尔福爵士、基钦纳，还有伯恩-琼斯画的吉卜林肖像 。后来，可能是被英军俘虏的那些官兵手中的名人头像存货告罄，也可能是被俘者想以一种跟他的处境更吻合的象征话语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他把他的“我一切都好”一会儿寄托给一条在罗道尔夫湖 的泥塘中打滚的鳄鱼，一会儿又寄托给肯尼亚的另一种猛兽。譬如这只褪尽了羽毛的秃鹫，衰落的父爱的雄辩形象。

“这就是我奴役中的同伴，这就是我每日的口粮！”他似乎在这样宣告。当一个黑人巫师化为一张蹩脚的图片，印得花花绿绿的，来到我们家时，我们从他那围着他的塔姆塔姆鼓团团乱转的身体上，从那条用鸵鸟羽毛编织而成、围着他乌木般油亮的腰身的缠腰布上，毫不犹豫地认定，这军官突然对土著产生了一种好奇心。不是他，当然不是，投身到了刚刚在由帕韦泽领导的都灵艾诺蒂出版社出的那些紫色封面的书中，而靠着弗雷泽、马林诺夫斯基、弗罗伯纽斯 ，我很快就从这些书中汲取了促使我对第三世界，尤其是对非洲的兴趣的营养。我父亲可是满脑子的白种人优越感，他还特别夸耀过自己有一个不太确切的贵族头衔，尤因如此，他给我们寄来塔姆塔姆鼓和鸵鸟羽毛，只能出于一种迷狂。

每个月月初接到他新的信息时，妈妈总要浑身颤抖。战后，她的丈夫会以什么样的状态回到她身边？他的签名占据的面积，证明了他原先的威风依然凛凛，但是，选择一只黑猩猩作为使节，表明了达隆答家 的这个军人后代的苦闷和自我蔑视到了何等程度。

比其他形象更让我震惊的，是被掀翻在一只老虎爪子底下的一个探险者。他的身体，我们只能看见脸和肩膀。其余部分都消失在了猛兽的肚子里，老虎已经吞下了从胸前撕下来的一条胳膊，正准备用利齿去咬另一条胳膊。那个年轻的冒险家，既没有昏过去，也没有被眼前的事吓倒，尽管他彻底意识到了他的命数已尽，他躺在那里，不像是一个面对死神已经呆僵的人，而是带着一种自愿献身给刽子手的牺牲者那温顺的高雅。老虎扯破了他的衣衫：可以看到，这青年人古铜色的赤裸肌肤充满了青春活力。

像往常一样，妈妈匆匆瞥了一眼草草涂在背后的那几个永恒不变的字后，就把明信片扔进了字纸篓。这一次，我受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欲望的驱使，决定把这张明信片从垃圾中救出来。但是，我没有简单地求她把它留下，而是等妈妈走出房间后，像小偷一样把它抢到手，带回我自己的卧室，不让任何人看见。用一枚图钉钉在床头的墙上后，它就成了我的护身符：睡觉前，我向老虎作一番祈祷，让它把我抓在它的爪子中，把我的肉体变成它的美餐。睡眠前的迷糊中，我想象自己身处一座热带森林中，在一只猛兽前飞奔逃命。并不是为了躲避它的利爪，更多地是为了通过逃跑来推迟我的投降，从而更加刺激起屈服时的快乐。我像那个探险者一样，最终跌倒在地，彻底放弃。噢！让这浑身有着漂亮斑纹的魔怪用獠牙把我叼住，咬碎在血盆大口中，吞进喉咙深处！

直到我离开卡萨尔萨的那一天，我始终都把这张明信片留在我的卧室中。我设想，我的父亲，这个发信者，在我每晚性幻觉之前的幻想世界中并不扮演任何角色，这样想兴许是一个标志，说明我心中存在着一种重大的邪念。难道不是他，远在千里之外的非洲，遥遥地支配着我夜间的胡思乱想？难道不是他，在我的血液中，灌注了饕餮的贪婪和有罪的屈从这混合而不可区分的两者？最后，在彼此混淆的暴力与幸福的一个唯一形象中，贪欲及其惩罚，在他的征兆下，到底施与了我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