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苏珊·内皮尔察觉到的，女性复仇者的形象，正如它赖以产生的文化，改变了20世纪的进程；女性不再只是代表“对现代报复或逃离现代的机会”，而成为“越来越无法企及甚至是恶魔般的他者” 。正如克里斯托弗·博尔顿（ChristopherBolton）在《日本恐怖动画与其观众：〈三只眼〉和〈吸血姬美夕〉》一文指出的，这种将女性身体和可怕的变异性联系起来的做法，经常贯穿着奇幻的故事情节和激进的变形，这普遍存在于日本动画文本中，目的是恐吓观众。因而，就像汉塔克对三池崇史的《切肤之爱》的解读一样，博尔顿所撰的这一章，探讨的是观众的接受主题。然而，博尔顿不像汉塔克对三池的“真实动作（liveaction）”电影文本所做的广泛的跨国性研究，而是将批评重点缩窄到日本御宅族（动漫迷）的主题上，认定他们是特殊的久经世故而精明的观众，既赏识动画人体和暴力的不自然（矫揉造作）性，又能对类型企图对消费者施加的影响做出反应。因此，对于博尔顿来说，御宅族拥有隐喻性的“第三只眼”，这只眼“可以让观众看到正在观看文本的他或她自己”，而且，他们能够相应地思考“媒体对他或她自己实施的操控”。博尔顿认定，这种实践，揭示出动画具有拓宽“观众的 眼界”的潜力，而且很有可能提高观众对贯穿于当代文化中起作用的性别编码的理解能力。

弗兰克·拉丰的个案分析，作为这一编的总结，提供了对石井隆的《不溶性侵犯》（2000）的精妙解读，他将它视为“强奸 复仇”类型的变奏，这种电影类型基本上属于西方恐怖电影的一个次类型，在诸如卡罗尔·克洛夫（CarolClover）和雅辛达·里德（JacindaRead）等学者的著作中有详尽的分析。 他承认，以西方人的眼光去看石井隆的电影，会有一种受制于文献和其政治环境即“将197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兴起”的影响这样的内在困境。拉丰声称：“正是石井隆的电影和西方强奸 复仇次类型电影的标准范例之间存在的相似性或鸿沟，使得我们可以将电影的特定的社会关注作为研究重心”。“怨灵”母题的变奏，主要体现在影片的女主角千希露身上，她向父权制权威的虐待性体制释放出她的怒火。《不溶性侵犯》是一个悲惨而又可做多面解读的文本，根据拉丰的详细剖析，影片将对当代日本专业性的、人与人之间的世界以及家庭方面存在的男性至上主义者暴力进行的反思，和对千希露绝望行为的深层含义、鼓吹激进主义行动议程的有效性所做的批判性评估结合起来，由此得出一种虚无主义的女权主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