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池所受到的日本传统的“女性复仇者”影响先于美国恐怖电影的影响这个事实，暗示着影片中修辞的意义取决于不同的观众。对于那些能够理解麻美作为特定的“前现代时期的原型”化身的观众而言，《切肤之爱》的恐怖源头定位为对现代化的成败的文化焦虑。而对于对这种解读不敏感的观众来说，麻美可以典型地被看做是对1960年代后期的女权主义的一种激烈的反冲反应现象。有理由认为，西方的观众在其既定的文化敏感性下，可能更倾向于后一种诠释。

不过文化背景和诠释的优先性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这么简单。按照苏姗·内皮尔的说法，女性复仇者的修辞同样经历了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日本文化发生的种种变化。对内皮尔来说，在“男性作家的战后幻想中” 村上龙可能是一个例子 “女性特征的缺乏是一个明显的特色。女性不再是（男性的）如愿以偿的幻想的一部分。实际上，她们是男主角渴望逃离的现实的一部分。” 女人“常常被视为诱陷（entrapment）的中介(agents)，羞辱的中介。” 这些当代作家不像老一辈的作家如谷崎润一郎和夏目漱石等人，在这些作家笔下，女人“似乎没有提供向现代复仇或从现代逃离的机会。相反地，女人似乎成为越来越不可企及的、甚至是恶魔般的他者。” 这意味着女人现在可能变成了中介，而不是复仇的手段或目的，尽管她们仍然是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男性想象的投射。内皮尔将这种导致男人与女人之间越来越不愉快关系的原因，追溯到“日本经济，特别是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它表现出来的显著的盛衰起伏”。 市场的波动“引发了个体的无力感，男人更甚，因为他们在日本仍然属于主要的负担家计的人。” 这种看法坚持认为，20世纪的社会 经济史为女性复仇者的修辞增加了一个维度，这使得它更能有力地调整西方“对后女权主义的激烈反应”这种诠释的偏颇之处。

内皮尔对“前时代时期的原型”的修正，更能完美地契合《切肤之爱》中的性别和权力的联系。在青山和朋友吉川的对话中谈起的“泡沫经济”几年后日本经济衰退的话题，可以和青山无力找到代替他已故妻子的人选这件事联系起来。这两个男人感叹工作辛苦和生活难如人意，作为他们谈话背景的酒吧里，一群从外表和举止中看得出是中层职业人士的女人，大声地谈笑着。她们不知节制的行为引出了吉川讨厌女人的观点，导致青山对找到合意的老派妻子更感到绝望。尽管美国和日本的人才市场的结构和发展趋势可能不同，然而这个由现实或可以想象的由于职业的无能而引发男人挑衅的简单场景，将会对西方观众敲响警钟。因为发达国家的男人必须与越来越多的女人共享“主要的承担家计的人”的角色，特别是当这个比例支配了越来越多的中产或中上阶层的家庭生活以后，影片中的这个激烈反应行为 ，不再需要一个明确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观点作为其触发点。当观众选择忽略任何可能具有日本特色的与性别相关的男性焦虑时，他们似乎可以援引在不同的晚期资本主义结构之间想象得到的结构上的相似性来诠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