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作为例子，《切肤之爱》在风格和主题上成功地处理了西方人碰到非西方文化文本时会遇到的尴尬体验。它在西方市场的成功，基于一种动员，这种动员并非采用了MiyoshiMasao观察到的在此环境下可采用的两种策略中的任何一种。Miyoshi写道：“为了恢复已成习惯的平衡，读者对文本中的异国情调，可以采取本土化或者中立化的策略。本土化的策略是在第一世界文学的霸权下，对文本的通常特征进行夸张并因此抽掉其不关联性（discreteness）”，而“中立化的策略 则是透过疏离威胁性源头的方式运作”，采用的是一些“虚假评论”，例如“精致”、“诗意”或“发人深省”，否则，就是“不合逻辑”、“令人费解”、“语无伦次”，以此来缓和他者化的特征。 然而这两种策略更多地用于对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陈旧区分，而在现代主义的前卫和全球化的流行文化之间，三池利用了一套文化能力（特长）的术语。巽孝之（TatsumiTakayuki）对其做了更好的描述，他称之为“类日本的”（Japanoid），这是一种“超越了日本和非日本边界的后八十年代超级克里奥（Hyper-Creole） 主观性，如此一来，就能够将每一个越界的行为加以中立化。” 直接与《切肤之爱》的西方观众相关的是，巽孝之的讨论认为，现在危险的是“在西方身份和日本身份、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英美人的自恋倾向和日本人的受虐狂倾向之间，进行权威的区分”。他的“类日本”的观念将会使不同文化间的心理对抗失效，例如，拒绝西方观众将日本视为一个具有威胁性同时又具有异国情调的诱人他者这样一种基本论调。随着文化边界的铲平，三池电影中具有威胁性的变异（alterity）内容，就不再需要有中立化的理由。反过来，“类日本的”这个观念也可以使美国翻拍日本电影的本土化效果的争论平息，因为具有巽孝之观念的理想观众，是能够解读文本和其潜台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