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创建者的德行和所创建的城市的运气：这种运气是否令人惊奇，要看最开始的创建者德行的多寡。创建者的德行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了解：一种方式是城址的选择，另一种方式是法律的制定。由于人们的行为或者出于必然性，或者出于选择；并且人们看到，选择余地越小，德行越多，因此要考虑是否选择贫瘠之地建城更好些：这样，人们不得不想方设法，不被怠惰所占据，更加团结地生活，由于地方穷，也较少有骚乱的理由，如同在拉古萨和许多其他的在这类地方建立的城市所发生的一样；如果人们满足于过自己的生活，不想力求控制他人，那么这种选择无疑较为明智和有益。

因此，如果人们除了凭实力之外无法保障自身安全，就必须避开这种贫瘠之地，而安置于肥沃富庶之地，在这些地方，由于土地肥沃而能够扩张自己的领土，故城市能够保护自己免受他人攻击，并镇压任何与其强大作对的人。至于这种地方带给城市的那种懒散，应当规定法律，对它强加它所在的地理位置所不强迫的那些要求；并应当仿效这样一些人，他们很明智：居住在极其惬意和肥沃富庶的地方，而这些地方易于产生懒散的人，不能胜任各种英勇的训练，为了避免土地的适意和那种懒散可能造成的那些损失，他们向那些当兵的人提出了操练的要求；这样，通过这种体制，他们在那里成为比在那些自然条件很艰苦和贫瘠的国家更好的士兵。埃及人的王国即属此类，尽管这个国家极其适意，由法律命令的那个要求有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产生了最杰出的人；如果这些人的名字不是在古代就被遗忘，就可能看到他们应受的赞颂是如何超过亚历山大大帝和许多其他的我们仍然记忆犹新的人。只要看看在被土耳其大帝塞利姆消灭之前的苏丹王国和马穆鲁克[马穆鲁克（Mammalucchi/ Mamelukes），1250-1517年统治埃及的穆斯林军事阶层。

]及其军队的体制，就可以看到其中对士兵的许多训练；并且实际上可以认识到，他们是多么惧怕土地肥沃可能将他们引致的那种懒散，对此只能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来避免。

因此，我说，选择在肥沃之地安置是较为明智的，只要通过法律规定将那种肥沃的可能不利后果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亚历山大大帝曾经想为自己的荣誉建立一座城市，建筑师狄诺克拉底来到他那儿，向他进言说自己如何能够在阿索斯山上建这座城市：这个地方除了坚固之外，还可以进行改建，以至于可以将这座城市建成人的形状，这将是一个神奇而少见的事物，配得上他的伟大。亚历山大问他居民靠什么生活，他回答说，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亚历山大置之一笑，没有理会那座山，而是把亚历山大城建在了土地肥沃、有海洋和尼罗河之便，故而居民愿意居住的地方。[这个故事见Vitruvius, Preface, II 1-4；它被托马斯·阿奎那所转述，见Thomas Aquinas, On Kingdom, II 7；参见Plutarch, Alexander, 26。

]因此，研究罗马城的建立的人，如果把埃涅阿斯视为其始祖，[Livy, I 1-3.

]罗马就属于由外人建立的城市；如果把罗穆卢斯[Livy, I 4-6; Plutarch, Romulus, 4, 6-9.

]视为其始祖，那么罗马就属于由那个地方的本土人所建的城市；无论如何，他都会看到罗马有自由的起源，不依附于他人。他还会看到，如下文所要说的，罗穆卢斯、努马[Livy, I 18-21; Plutarch, Noma, 3, 5-8.

]和其他人所制定的法律对它强加了如此之多的要求，以至于土地的肥沃、海洋的便利、经常的胜利、帝国的伟大在许多世纪里仍不能使它败坏，而使它充满如此多的德行，其数量是任何其他城市或共和国从未有过的。

罗马所做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