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esman, 302a; Aristotle, Politics, 1279a25-b10。

]那些良好的政体是如上所述的三种；那些邪恶的体制是依附于上述三种的另三种，它们中的每一种都类似于与它相近的那一种，以致很容易从一种跳到另一种：因为君主制容易蜕变成僭主制，贵族制容易蜕变为寡头制，民主制容易蜕变为暴民政治。甚至到这种地步：如果共和国的统治者在某个城邦中安排这三种体制中的一种，他在那里的统治不会长久，因为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使它不滑向自身的反面，这是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利与弊有相似性的缘故。

这些政体的变动随意地在人们中发生：因为在世界开端时，由于居民稀少，他们一度像野兽般散居；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多，他们聚居在一起，并且为了能够更好地自卫，他们开始注意在他们中间那个更为强健和更加勇敢的人，使他成为首领，并遵从他。由此产生了对忠诚的和良好的事物的认知，它们与有害的和邪恶的事物不同。这是因为，考虑到如果一个人危害自己的恩人，对此在人们中间便会产生爱憎之心，贬不义者而颂感恩者；又想到那些相同的侵害可能被施于自身，为了避免类似的坏事，人们退而制定法律，对违法者规定各种惩罚：对司法的认知由此而来。此事使得人们在后来要选举一位首领时，不是跟随最强壮的人，而是跟随更加谨慎和更加正直的人。但是，当后来开始通过继承而不是通过选举产生首领的时候，继位者很快开始背离其先人，变得腐化堕落，并且放弃有德行的行为，认为君主要做的不是别的，只是在豪华奢侈、好色和所有其他放纵的品性方面超越别人；这导致君主开始遭人憎恨，由于这种憎恨，又生畏惧，很快从畏惧转到侵扰，由侵扰不久就产生专制。由此产生毁灭的源头和反对君主的阴谋和密谋的开端。密谋者不是胆小懦弱之人，而是在慷慨、豁达、富有和高贵方面超越他人的人，他们不能忍受那个君主的不正派的生活。因此，人们追随这些有权势的人的权威，武装自己反抗君主，并在君主灭亡后，服从他们，如同服从他们的解放者一样。由于憎恨一人独裁，他们建立自己的政府。起初，他们念念不忘记忆犹新的专制统治的经历，根据由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来实行自治，把他们每一个人的利益放在公共利益之后，并且无论是对私事还是对公事，都以最大的勤勉来管理和维护。后来，这种管理传到他们的儿子手中，后者不懂命运的变化，从未感受过不幸，也不愿继续满足于公民的平等，而是转向贪婪、野心、夺人妻女，使得这个国家从一个贵族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寡头统治，丝毫不尊重公民的共同生活；以致在短期内他们身上遭遇了和在暴君身上一样的事情，因为民众对他们的统治感到厌烦，对任何一个谋划不择手段侵害那些统治者的人，民众都会把他作为工具。这样，很快有人站起来，在民众的帮助下，消灭那些统治者。由于对君主以及从君主那里所遭受的伤害仍然记忆犹新，在瓦解了寡头政体后，又不想重建君主国，因此人民转向了民主国；并且他们以如此的方式管理这个国家，使得少数有权势的人或者君主都不可能在其中有权威。由于所有国家在开始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总是享有威信，所以这种民治国可以维持一段时期，但不是很长时期，尤其是在创建了它的那一代人消失之后。因为他们很快就变得肆无忌惮，不惧怕任何私人或官员，以致由于每个人都自行其是，造成的损害不计其数；如此而导致因形势所迫，或者由于某个贤人的建议，为了避免这种放肆，重新又回到君主制，并且由君主制逐渐地又重新回到肆无忌惮，其方式和缘由如上所述。

这就是所有共和国以前和现在实行自治时都要在其中运转的循环：但是，它们很少回到相同的政体，因为几乎没有哪个共和国能够有如此强的生命力，以致对这些变动能够经历许多次而仍然屹立不倒。很有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