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胃/脾性”。与此对应，下文中的“欲望/欲求”（appetiti）也可以译为“胃口”。马基雅维利多次使用这个譬喻，参见D I 5, 40；P 9；FH II 12, III 1。

]即民众派和权贵派，所有有利于自由而制定的法律，都源于这两派之间的不和，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就是罗马随后发生的：因为从塔克文家族到格拉古兄弟，其间有300多年，罗马的纷争很少导致放逐，更少见到流血。因此，既不能宣称这些纷争是有害的，也不能认为一个共和国分裂了，因为在如此长的时期里，因它的这些争斗，被流放的公民不过八人或十人，很少有人被杀死，也没有很多人被处罚款。无论如何，不能有理由地宣称某个共和国是无序的，如果这个共和国有如此多有德行的例子，因为这些好的例子源于良好的教育，良好的教育源于良好的法律，而良好的法律源于被许多人轻率地斥责的那些纷争。因为任何人只要适当地考察它们的目的，就会发现，它们带来的不是有损于公共利益的放逐或暴力，而是有利于公共自由的法律和体制。假如有人说，那些方法超出于法律体制之外，几乎是残暴的（看一看人民一起大声叫喊反对元老院，元老院也反对人民，乱哄哄地在大街上跑，店铺停业，全体平民都离开罗马：所有这些事情，仅仅只是读到它们的人都会感到害怕）；那么我要说，每个城邦都应该有自己的方法据以使人民能够表达他们的抱负，尤其是那些在重大事情上想要利用人民的城邦更加如此。在这些城邦中，罗马城就有这种办法，当人民想要获得一部法律的时候，人民或者做上述事情中的某件事，或者不愿意参军打仗；因此，为了使人民平息下来，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他们。自由的人民的欲求，很少对自由有害，因为这些欲求或者源于受压迫，或者源于担心就要受压迫。如果这些看法是错误的，还有民众大会的补救办法，在这些大会上，某个人会站起来，他拥有如此高的社会地位，通过发表公开演说，向他们表明他们如何弄错了；人民（正如西塞罗所说）虽然无知，但当值得信赖的人告诉他们事实真相时，他们能够理解真理，并很容易作出让步。[Cicero, De amicitia, XXV 95.

]因此，应当更加谨慎地批评罗马的统治，并须考虑到，若不是有极好的原因，就不会导致那个共和国产生的那么多的好的成果。如果纷争是创设保民官的原因，则它们应该受到极高的赞扬，因为这些保民官除了参与民众的管理外，他们还是为了守卫罗马的自由而设立的，这一点将在下一章中予以表明。

第五章 将对自由的守护置于何处更可靠，是在人民中还是在权贵中；何者有更多的理由引起骚乱，是想要获取的人还是想要维持的人

对于那些审慎地建立起一个共和国的人来说，他们最需要规制的事情之一就是设置一个自由的守卫者；并且这个守卫者安排得好与坏，将决定那种自由的生活持续的长短。因为在每个共和国都有权贵和平民，故有疑惑的是把上述守卫者安排到哪一个的手中更好。在古代的斯巴达人那里，在今日的威尼斯人那里，这个守卫者被安置于贵族之手；而在罗马人那里，它被安置于平民之手。因此有必要研究这些共和国中哪一个做出了最佳的选择。如果从理由上看，两者都有有利的论据；但如果考察它们取得的结果，则会站在贵族这一边，因为斯巴达和威尼斯的自由比罗马的自由维持得更长久。从理由上说，我认为，应该首先站在罗马人这一边，因为对某物的守护之责应该交给那些对侵占该物的欲望较小的人。毫无疑问，如果考虑贵族的目的和出身低贱者的目的，就会发现前者有强烈的统治欲，而后者只有不受统治的欲望，因此他们更加愿意自由地生活，较之权贵，他们可能不那么希望侵夺它；因此，如果民众被指定担任自由的守卫，那么合乎情理的是：他们会更加关心照顾它，既然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