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多么可恶，不应忽视引进任何一个能够压制它们的体制。要消除这些诬蔑，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在城邦的体制中给予想要指控者足够多的机会，因为指控权对共和国有多大益处，诬蔑对共和国就有多大害处。二者的区别在于，诬蔑既不需要证人，也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证据来证明之，以至于每个人都可能被任何人造谣中伤；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被指控，指控需要确切的证据和表明指控真实性的背景证据。对人的指控，是向官员、人民或会议提出的；而对人的诬蔑是在广场上和公共走廊上。在越少使用指控的地方以及在城邦的制度越不接受指控的地方，这种诬蔑的做法就用得越多。但是，一个共和国的创建者应该规定，在该国可以指控每个公民而不必有丝毫的畏惧和顾虑；这样做，并严格遵守之后，他还应严厉地惩罚诬蔑者：这些诬蔑者也不能抱怨，因为他们本来可以在公开的场合聆听对那个他们在公共场所散布谣言中伤者的指控。在这方面没有安排得很好的地方，总会有严重的混乱；因为那些诬蔑只会激怒公民，而不是惩罚公民，被激怒者想要复仇，与其说他们害怕，不如说他们憎恨所说的对他们不利的那些事情。

这方面，如上所述，在罗马被安排得很好，而在我们的佛罗伦萨城则总是被安排得不好。如同在罗马这种制度产生很大好处一样，在佛罗伦萨缺少这种制度，产生很大的害处。阅读这个城邦的历史的人会发现，在这个城邦的重要事情上被任用过的那些公民每时每刻都受到多大的诬蔑。其中之一，据说他侵吞了公家的钱；另一个，据说他没有做成某事，因为他收受贿赂；还有一个人由于野心而做了这样或那样的不法勾当。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每一方都生憎恨，由憎恨进而分裂，由分裂进而结党，由结党进而毁灭。假如在佛罗伦萨有指控市民和惩罚诬蔑者的制度，那么，实际上发生的那些数不清的丑闻就不会发生了：因为那些市民，无论是被判刑还是被宣判无罪，都不可能对城邦有害，并且他们很可能受到指控不如受到诬蔑那么频繁，因为如我所说，指控某个人不像诬蔑某个人那样容易。某个公民为了成就他的伟业而利用的事物之一就是这些诬蔑；当把这些诬蔑用来对抗那些反对他的权力欲望的有权势公民时，它们对他很有用，因为，通过站在人民这一边，并确认人民对这些有权势公民的成见，他使人民成为自己的朋友。虽然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我想只举出一个就足够了。佛罗伦萨的军队在卢卡扎营作战，是由专员乔瓦尼·圭恰迪尼大人统领的。或者是他糟糕的作战指挥，或者是他运气不好，最终没能攻克那个城市。然而，无论事情原本如何，乔瓦尼先生由此受到控告，因为据说他被卢卡人收买了；这个诬蔑，是由他的政敌所鼓动的，几乎使乔瓦尼先生陷入绝望。虽然为了自我辩白，他希望自己被交给“人民首领”[“人民首领”（Capitano del Popolo），佛罗伦萨的最高司法官之一。

]处置，但是他永远不可能洗清罪名，因为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没有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此事在乔瓦尼先生的朋友中引起很大的愤慨，他的这些朋友构成富人的大多数，并属于那些想在佛罗伦萨引起政变的人中的一部分。[FH IV 25.

]这件事，由于这个原因以及其他类似原因，发展得如此之大，以致造成那个共和国的毁灭。因此，曼利乌斯是一个诬蔑者，而不是一个指控者；罗马人恰恰在这件事上表明诬蔑者应如何受到惩罚。因为应当使他们变成指控者，并且当指控被查明属实时，应奖赏他们，而不是惩罚他们；但如果指控被查明不属实，就应惩罚他们，如同惩罚曼利乌斯一样。

第九章 一个人如果想要组建一个新的共和国或者要在一个共和国鼎新革故，必须一人独自担当

有人可能会认为我过分深入谈论罗马历史，而还一点也没有提到那个共和国的创建者，也未提到那些涉及宗教或军事的制度。不过，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