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在身体仍健全时失去首领的，所以他们能够很容易地恢复到自由而有序的生活。有人可能推测下列情形为确切无疑的事情，即一个生活在某个君主统治下的腐败城邦，即便那个君主及其整个家族全都灭绝了，也绝不可能重新回到自由的城邦；相反，必然会是一个君主消灭了另一个君主，并且如果不设立一个新的君主，它就得不到安宁，除非已经有一个人以其仁慈连同其德行一起，使它保持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持续的时间和那个人的生命存续时间一样长。在叙拉古对于狄翁和提摩勒翁来说就是如此，这二人在不同的时期，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的德行使那个城邦保持自由；当他们死后，那个城邦又回到以往的专制统治。但是，不会看到比罗马更加强有力的例子，因为在驱逐塔克文家族之后，罗马能够立即获得并维持那种自由；但在恺撒死后，在盖尤·卡里古拉死后，在尼禄死后，在恺撒整个家系[恺撒家系，指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Julio-Claudian Dynasty，公元前27年-前68年）。

]灭绝之后，它不仅绝不可能维持自由，而且也绝不可能重新开始自由。在同一城邦，而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同，其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在塔克文家族那个时期，罗马人民还没有腐败，而在后来那些时期，罗马人民极其腐败。因为在早期，要使人民很坚定并决心赶走国王，只需要让他们发誓永远不同意任何人在罗马实行王政就够了；而在后来，虽然有布鲁图斯[指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行刺恺撒者。

]的权威和严厉，加上所有东方军团，也不足以使人民决心愿意使自身维持他 像第一个布鲁图斯[指卢基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罗马共和国的缔造者。

]那样 给他们恢复了的那种自由。这源于马略派已经在人民中散布的那种腐败；作为这些党派的首领，恺撒能够使民众丧失理智，以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给自己脖子上套枷锁。

虽然罗马的这个例子应优先于其他任何例子，但我想要就这个问题提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所知晓的一些民族。为此我要说的是，任何偶然事件，即使是很严重的暴力事件，也绝不可能使米兰或那波利恢复自由，因为那些民众完全腐败了。这一点可以从菲利波·维斯孔蒂死后看出来，因为虽然米兰希望恢复自由，但它没有能力也不知道如何维持自由。[FH, VI 13, 20-24.

]因此，罗马的运气很好，因为那些王变得腐败到了要被驱逐的程度，并且在他们变得如此时，他们的腐败尚未散播到这个城邦的深处；所以即使在罗马发生了无数骚乱，只要那些人的目的是好的，这些暴动也不会对共和国有害，反而会有利。

因此，可以作出如下结论：在公民们尚未腐化的地方，暴动以及其他骚乱没有害处；在公民已经腐化的地方，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没有用处，除非这些法律已经由一个人来实施，而这个人可以用暴力来使人遵守它们，因此公民们也将会变好。我不知道这是否曾经发生过，或者有无可能会发生。因为，如紧接着的上文所讲的那样，明显可见，一个由于公民腐败而走向衰落的城邦，倘若发生它东山再起的情形，那也是由于一个在那时活着的人的德行，而不是由于普通大众的德行能够保持那些仍旧是“好”的城邦体制；这个人一死，它马上就回复到它先前的状况，如在底比斯发生的那样。底比斯城由于埃帕米农达的德行，在他活着的时候，能够维持共和政体以及对希腊的霸权，但他一死，这个城邦就回复到最初的混乱状态。[Polybius, IV 32-33; VI 43.

]原因在于，一个人不可能活得那么久，以至于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把一个长期没有教养的城邦教育好。如果一个活得很久的君主，或者两个接连掌权的有德行的君主，没有适当地安排好它，那么（如上面所说的）共和国在没有了他们的时候马上就会毁灭，除非通过许多危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