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来说明。

第二十七章

世人极少是完全邪恶的或者完美无缺的

教皇朱利奥二世在1506年[以往的版本作“1505年”。

]前往博洛尼亚，为的是将在那个城市统治了百年的本蒂沃利奥家族从那个国家驱逐出去，他还想要将佩鲁贾的僭主焦万·帕格罗·巴利奥尼驱逐出去，因为他曾立誓反对所有占领教会领地的僭主。他带着这种人人都知道的意图和决心来到佩鲁贾附近之后，没有等待可以保卫他的军队一起进入那个城市，而是赤手空拳地进入该城，尽管在那里面有焦万·帕格罗以及他为了保护自己而结集起来的相当多的士兵。因此，带着他管理其一切事务都具有的那种急躁，教皇只带着一名贴身卫士将自己交到敌人手中；后来他带着焦万·帕格罗随自己一起离开，留下一名长官在那个城市，代表教会执法。

和教皇在一起的聪明人[包括马基雅维利本人，他当时正出使罗马教廷；他对巴利奥尼的评论，参见1506年9月13日的信（Legazioni e commisari, ed. Sergio Bertelli, Milan, 1964, II 980）。

]已经注意到教皇的鲁莽和焦万·帕格罗的怯懦。他们无法猜透是什么原因导致后者没有一举摧毁他的敌人，从而给自己带来永久的名声，并用战利品使自己更加富有，因为和教皇一起的那些枢机主教全都带着他们的全部财宝。他们也无法相信他是出于善良或者良知而没有扣留教皇，因为这样一个邪恶的人，霸占自己的妹妹，为专权而杀死自己的侄儿和外甥，在他的心中不可能产生任何虔诚的尊敬。但是可以断定，这是源于人不可能是坏到极致的或者好到极致的；就好比一件恶行本身有伟大之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恢弘的，而他们却不知道如何进行之。因此，焦万·帕格罗虽然拿乱伦和人所共知的弑亲的可耻行径不当回事，但他却不懂得如何 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不敢在合适的时机做一件大事；在这件事情上，人们本来会钦佩其勇气的，而他本来会让自己留下不朽名声的 因为他是第一个向教士们表明像他们那样生活和当政是多么为人所不齿的人；然而，他却未能完成这样一件其伟大超过其一切恶名与危险的大事。

第二十八章

为什么罗马人对自己的公民

不像雅典人那么忘恩负义

无论谁，只要他阅读共和国所做的那些事情，就会发现，在所有的共和国中都有对其公民的某种忘恩负义的表现；但是，他会发现这在罗马比在雅典，可能还有其他任何一个共和国，都更少些。[见马基雅维利的诗作Dell ingratitudine（《论忘恩负义》）130-132。这首诗与本章及以下几章（I 29-32）的讨论都有关联。

]究其缘由，就罗马和雅典而言，我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罗马人比雅典人更少有理由去猜忌他们的公民。因为在罗马，就它从放逐王一直到苏拉和马略的整个时期而论，从未被它的任何公民剥夺过自由；这样，罗马就没有猜忌他们的重大理由，因而轻率地伤害他们。而在雅典，情形正好相反，因为庇西特拉图在它最繁荣的时期并假装为城邦利益行事，剥夺了它的自由，所以它一旦重新获得自由，由于记得所受到的伤害和过去的奴役，它就立马展开报复，不仅仅针对其公民所犯的错误，而且也针对其公民错误的一丁点蛛丝马迹。由此导致如此之多优秀人士的流放和死亡，由此产生陶片放逐法以及那个城邦在不同时期对它的贤德之士人所做的其他所有暴行。因此，这些关心公民政体的作家所说的话是极为真实的，他们说：人民在重获自由之后，比在维持了自由之后更加凶残地责罚。[见Cicero, De officiis, II 7. 24；参见FH II 37。

]

因此，考虑到上述内容的人，在这件事上既不会指责雅典，也不会颂扬罗马，而只会抱怨必然性，因为在那些城邦里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