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是不同的。因为如果有人细致地考虑这些事情，他就会发现，如果在罗马和在雅典一样被剥夺了自由，罗马对自己的公民就不可能比雅典对自己的公民更加慈善宽容了。这件事可以通过分析在放逐王之后科拉提努斯和普布利乌斯·瓦勒里乌斯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做出有根据的推测。关于前者，虽然他为罗马的解放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被流放，其原因无他，只不过是因为他带有塔克文的名字；[Livy, II 2.

]后者仅仅因为在塞利乌斯山上建一座房屋而使自己受到猜疑，因此也几乎要被流放。[Livy, II 7；这里说瓦勒里乌斯在维利亚山（Velia/ Velian Hill）而非塞利乌斯山（Celio/ Caelian Hill）上建造房屋。

]因此，在看到罗马对这两个人是多么不信任和严厉之后，可以认为，如果罗马和雅典一样，在早期、在它发展壮大之前受到其公民的伤害，那么它也会和雅典一样忘恩负义。为了不必再次讨论这个忘恩负义的主题，我将在下一章中说明在我头脑中关于这个主题所想到的东西。

第二十九章

人民与君主哪一个更加忘恩负义

关于上述论题，我认为需要讨论的是谁树立了这种忘恩负义的更大榜样，是人民还是君主。为了更好地对这个部分展开讨论，我说这种忘恩负义的恶行或者源于贪婪，或者源于猜疑。[见马基雅维利的诗作《论忘恩负义》25。

]因为，当人民或君主派一位将军出去进行一次重要的远征时，如果在这次远征中，这个将军获胜了，他将会赢得很大荣誉，而作为酬劳，那个君主或人民必须奖赏他；如果受贪婪的驱使，不是给他奖赏，而是使他蒙受耻辱，或者伤害他，那么就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甚至招惹来永远的臭名声。然而有许多君主犯这种错误，科尔涅利乌斯·塔西佗用下面这句话说明其理由：“报复侮辱较之酬答善行是容易得多的事情，因为感恩被认为是一种负担，但报复却被认为是一种收益”[拉丁文引语，见Tacitus, Histories, IV 3（译文采自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44页）。

]。但是，如果不给他奖赏，或者更准确地说，伤害他，不是受贪婪的驱使，而是受猜疑的驱使，那么人民和君主多少值得原谅。对于因这种原因而形成的这类忘恩负义，人们可以读到很多。因为那个将军很英勇能干，战胜了敌人，并使自己满载荣誉，使自己的士兵满载财富，给他的君主征服了一个帝国；必然地，无论是对他的士兵，还是对那些敌人，还是对那个君主自己的臣民，他都获得如此大的名声，以致那场胜利不可能令那个派遣他的君主感到高兴。并且，因为人的本性是有野心而多疑的，任何人都不知道如何给自己的命运把握分寸，在那个将军胜利之后就立即在那个君主心中产生的猜疑，不可能不因那个将军的某些显得傲慢的言行而增加。因此，君主不可能想到别的，只想自保，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打算或者把他干掉，或者使他丧失在其军队或人民中赢得的名声；并尽一切办法表明，那个胜利的获得不是由于那个将军的能干，而是由于幸运，或者由于敌人的懦弱无能，或者由于跟他一起进行这次远征的其他首领的精明。

自韦斯巴芗在犹太被他的军队拥戴为皇帝之后，当时带着另一支军队在伊利里亚的安托尼乌斯·普里穆斯站在他这一边，从那里开赴意大利反对当时在罗马当政的维特利乌斯。他极其英勇能干，打败了维特利乌斯的两支军队，并占领了罗马。因此，韦斯巴芗派去的穆齐安努斯发现，由于安托尼乌斯的能干，征服了一切，并克服了一切困难。安托尼乌斯为此获得的奖赏是，穆齐安努斯立即剥夺他的军队指挥权，并且让他在罗马逐渐丧失一切权力。因此，安托尼乌斯前去找当时还在亚洲的韦斯巴芗，他受到后者的如此接待，以致不久，在变得毫无地位之后，在近乎绝望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