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citus, Histories, II 6, 8; III 2-3, 8, 15-26, 46-49, 52-53, 58-65, 78; IV 39, 80.

]关于这些例子，史书中俯拾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当前活着的人都知道孔萨尔沃·费兰特为阿拉贡的国王斐迪南在那波利王国与法兰西人作战，他历经多么大的辛劳，凭着多么大的能力，才征服并赢得那个王国；而作为胜利的奖赏，他所得到的却是，斐迪南离开阿拉贡并来到那波利之后，首先解除了他对士兵的指挥权，然后剥夺了他的要塞，最后带他跟自己一起到西班牙，不久之后他便在那里默默无闻地死去。[圭恰迪尼指出，孔萨尔沃·费兰特去世时既富有，也不乏荣耀，见Francesco Guicciardini, Considerazioni interno ai Discorsi del Machiavelli（in Machiavelli, 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 ed. C. Vivanti, Turin, 1983, 557）。另参见马基雅维利的诗作《论忘恩负义》163-165。

]因此，君主们有这种猜疑是如此的自然，以至于他们自己也无法阻止这种猜疑；并且要他们对那些在他们麾下胜利地完成了重大征服的人，习惯于表示感恩，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对于君主自己无法克服的事情，如果人民自己也无法克服，这不是令人惊奇的事，也不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事。因为，一个过着自由的生活的城邦有两大目标：一个是获取，另一个是维护自己的自由；在这两件事情上由于过分热衷，它很可能犯错误。关于在获取方面的错误，我将会在适当场合说到。[D I 30.

]关于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而犯的错误，除了别的之外，还包括以下这些：伤害它本来应该奖赏的公民，怀疑它本来应该信任的公民。虽然在一个已经变得腐败的共和国，这些行为可能是导致重大灾难的原因，并且在许多时候致使它更快走向专制 如同罗马在恺撒身上所发生的那样，[Plutarch, Julius Caesar, 29, 46-47.

]因为恺撒通过武力强取他因为人民忘恩负义而不给予他的东西；但是，在一个尚未腐败的共和国，这些行为会带来重大好处，可以使它更持久地过自由的生活，使人们因为害怕惩罚而变得更好和不那么有野心。确实，在所有曾经拥有过霸权的人民中，由于上述原因，[D I 28.

]罗马是最不忘恩负义的；因为关于它的忘恩负义，可以说，除了西庇阿的例子之外，[Livy, XXXVIII 50-60.

]再无其他例子，而科里奥拉努斯[Livy, II 33-35.

]和卡米卢斯[Livy, V 32, 46, 49.

]被流放是因为他们二人对平民的伤害。但是，前者得不到原谅是因为他始终保留自己对人民的敌对情绪；后者不仅被召回罗马，而且在他生命的整个时期里都像君主一样受人敬爱。

但是，对西庇阿的忘恩负义源于公民们开始对他产生的一种猜疑，而对其他人则不曾有过这种猜疑。这是由于被西庇阿打败的敌人[指汉尼拔。

]的强大，是由于一场如此长期而危险的战争的胜利给他带来的名声，是由于这场胜利的迅速，是由于他的年轻、精明和其他一些令人难忘的美德使他获得的那些支持。这些事情是如此重大，不仅市民老百姓，就连罗马的官员也害怕他的权威；这件事令那些明智的人不高兴，因为这在罗马很不寻常。他的行事方式似乎与共和国的体制如此不相容，以致被人视为圣贤的卡托·普里斯库斯[卡托·普里斯库斯，应为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卡托·普里斯库斯，也译“老加图”或“老伽图”。

]是第一个反对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