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关于作家们指责民众所具有的那种缺陷，单个考虑的话，所有人都可以受到这种指责，尤其是君主。因为，每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人都会犯下不受羁绊民众所犯的那些相同的错误。可以很容易地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君主现在有、曾经也有过许多，而善良和明智的君主却很少。我所说的君主是指那些能够打破那种可能纠正他们的约束的君主，但不包括埃及在远古时代通过法律来统治那个地区时出生的那些王，[Diodorus Siculus, I 70-71.

]不包括在斯巴达出生的那些王，也不包括我们这个时代在法兰西出生的那些王，因为法兰西王国比起我们这个时代所知道的其他任何王国都更加受法律的约束。这些在这种制度结构下出生的王不应被纳入到作为我们评价基础的那一类王中，我们必须根据后一类王的单个个体的性质进行评价，并将之与民众的行为相对照，看它是否与民众相似。因为，应该拿来与那些权力受法律限制的王相比较的，是和那些王同样受法律约束的民众，可以发现在这群民众身上具有我们在那些王身上看到的那种相同的善良，并且可以看到那群民众既没有飞扬跋扈发号施令也没有卑躬屈膝甘当奴仆。罗马人民就是如此，当共和国仍然保持未腐化时，他们从来不卑躬屈膝甘当奴仆也从来不飞扬跋扈发号施令；相反，借助他们的制度和官员，令人尊敬地恪守本分。当有必要采取行动奋起反抗某个有权势者的时候，罗马人民则毫不手软；很清楚，他们就是这样反对曼利乌斯、反对十人立法委员会，以及反对其他那些试图压制人民的人的。当为了国家的安全必须服从独裁官和执政官时，他们则服从之。如果罗马人民在曼利乌斯·卡皮托利努斯去世后为之痛惜，那也不奇怪；因为人们痛惜的是他的才能，对这些才能的回忆足以使每个人都产生同情，并且它们可能在一个君主身上产生相同的效果。因为，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能力就是在自己的敌人那里也会受到赞扬和钦佩。假如曼利乌斯在这种普遍的痛惜中复活过来了，罗马的人民仍然会对他作出相同的评价，如同他们在把他从监狱放出来后不久又判处他死刑所做的那样。[Livy, VI 14-20.

]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被认为明智的君主将某个人处死后又追悔不已，如亚历山大对克利图斯[见Plutarch, Alexander, 16, 50-52。克利图斯在作战中救过亚历山大的命，他在一次宴会上对亚历山大出言不逊，被其所杀。后来亚历山大懊悔不已，试图自杀。参见Diodorus Siculus, XVII. 21. 57。

]以及其他朋友、希律对玛丽安妮，就是如此。[见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 22.1-5; III 5-9; VII 2-7。玛丽安妮是犹太国王亚里斯托布罗斯二世（Aristobulus II）的孙女，于公元前38年嫁给（大）希律。希律出于猜忌把她杀死，后为此悲痛欲绝。参见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XV 7. 4-7。

]但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关于民众的本性所说的话，不是针对罗马人那样受到法律约束的民众；而是针对叙拉古人那样不受羁绊的民众。后者犯下了那些被激怒的、不受约束的个人所犯下的错误，如同亚历山大大帝和希律王在上述情况下所做的那样。因此，民众的本性并不比君主的本性更应谴责，因为当所有的人都能够犯错而不惧怕法律时，所有的人都会犯同样的错误。关于此，除了我已经说过的以外，还有许多例子。在罗马的皇帝中有，在其他专制者和君主中也有。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和在任何民众身上可能找到的一样的反复无常和行为的变化不定。

因此，我得出的结论与一般的看法相反（一般的看法认为，人民一旦掌握政权，就会变化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