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尔反尔且忘恩负义），我认为，这些罪恶在作为个体考虑的君主身上和在人民身上并无两样。他们行事方式的变化不是源自于不同的本性（所有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要说有高下的话，那也是人民有更高的善），而是源自他们对共同生活于其下的那些法律的尊重的多寡。[在以往的版本中，这句话的位置在下面两句话之后。

]如果有人同时指责人民和君主，他可能是在说实话；但是如果开脱君主的这种罪责，他就是自欺欺人。因为人民如果掌握权力并得到很好的组织，他们的坚定、谨慎和感恩就会无异于一个君主，或者更确切地说，无异于一个被认为是明智的君主；另一方面，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君主会比人民更加忘恩负义、变化无常和轻率鲁莽。只要想想罗马人民，就会发现他们四百年来一直憎恶“王”这个头衔，而热爱其祖国的荣誉和共同利益；并且会看到，他们有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上述两点。如果有人向我提出罗马人民对西庇阿的忘恩负义，我就以前面关于这个问题所作的长篇大论来回答，[D I 29.

]在那里我指出人民不像君主那么忘恩负义。但是关于谨慎和坚定，我认为人民比君主更加谨慎、更加坚定并且有更好的判断力。

把人民的声音比作上帝的声音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可以看到，一种普遍的意见具有奇迹般的预测能力，就仿佛借助某种隐蔽的能力，它能预见祸福。关于判断事情，如果人民听到两个演说家各执一词，而这二人又能力相当，那么极少会看到人民不接受更好的意见或者不能明白真理在哪一边。如果说在冒险的事情或者看似有利可图的事情上，如上文所说的那样，人民易犯错误；[D I 53.

]那么很多时候一个君主也会因自己的激情而犯错，其次数要多得多。还可以看到，人民在挑选官员的候选人时，远比君主选得好，永远不可能说服人民让一个声名狼藉、品德败坏的人担任公职；而要说服一个君主去做这种事则可以很容易做到，而且有许许多多的方法。可以看到，人民一旦开始憎恨某种事物，会保持那种看法长达几百年之久，而这在一个君主身上看不到。对于这两件事情，我认为罗马人民都足以作为证明。罗马人民在好几百年的时间里，在如此多次执政官和保民官的选举中，令其感到后悔的选举不超过四次；并且，如我所说过的那样，罗马人民如此憎恨王这个名称，以致任何一个公民如果试图获得那个称号，他的任何功绩都无法使之逃脱应有的惩罚。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那些由人民统治的城邦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取得非凡的成就，并远远超过那些一直受某个君主统治的城邦。罗马在驱逐王之后就是如此，雅典自它从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后也是如此。这不可能有其他原因，只能源于人民的统治比君主的统治好。我不认为我们的历史学家在上面提到的那个文本以及在其他任何文本中就此所说的一切，与我的这种看法相反。因为要是考虑到人民的所有错误、君主的所有错误、人民的所有荣耀和君主的所有荣耀，就会看到人民在善行和荣耀方面远远超过君主。如果君主在制定法律、建立良好的政体以及规定新的法令和制度方面优于人民，那么人民在维护那些被规制好的事物方面如此优于君主，以致他们无疑获得了和那些规制它们的人同等的荣耀。

总之，为了给这个问题下结论，我认为，君主政体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共和政体也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这两者都需要受法律的规范。因为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君主是个疯子，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人民是不明智的。因此，要是谈论受法律约束的君主和受法律束缚的人民，就会看到人民比君主有更多的德行；要是谈论不受法律约束的君主和不受法律约束的人民，就会看到人民比君主更少犯错，并且人民所犯的错误不如君主严重，更容易补救。因为对于肆无忌惮、骚动不安的人民，可以由某个好人对之劝诫，很容易就能使之回归正道；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