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邪恶的君主，没有人能够对之劝谏，除了兵刃之外，别无救济办法。由此可以对这二者的弊病的严重性大致有个了解：如果要治人民的病，用言语就够了，而要治君主的病就必须用兵刃；而无人不知，在需要较大治疗的地方，存在着更大失误的风险。当一个人民完全不受约束时，其疯狂不可怕，现有的罪恶也不足惧，所害怕的只是由此可能产生的结果，因为在如此大的混乱中可能产生一个暴君；但是对于邪恶的君主来说情况正好相反，也就是说，现有的罪恶让人恐惧，未来却让人产生希望，因为人们深信那个君主邪恶的一生可以导致自由的开启。因此你们看出这二者的差别，相当于现有事物与未来事物之间存在的那种差别。民众的暴行是针对他们所害怕的那个可能会践踏共同利益的人，君主的暴行却是针对他所害怕的那个可能会损害自己利益的人。但是，对人民的不好看法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对于人民，每个人都可以无所畏惧地和随便地讲坏话，即使是在人民掌权的时候；而对于君主，人们讲话时总是带有很多的顾虑和很多的谨慎。由于这个问题的驱使，在我看来并非离题的是，在下一章中讨论什么样的联盟更加可靠，是与共和国结成的联盟，还是与君主结成的联盟。

第五十九章

什么样的联盟或同盟更加可靠，是与共和国结成的，还是与君主结成的

由于每天都发生一个君主和另一个君主，或者一个共和国和另一个共和国相互结盟和结交，同样在一个共和国和一个君主之间也缔结同盟和协议，所以在我看来需要研究的是何者对盟约的忠诚更稳固，以及对何者应该更加重视，是共和国的忠诚还是君主的忠诚。经过通盘考察之后，我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共和国和君主是相似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则存在一些差异。因此，我相信，无论是君主还是共和国，都不会遵守被迫与你订立的协议。我相信，一旦对国家产生担忧，无论是君主还是共和国，为了不失去它，都会背信于你，并对你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情。人称“攻城者”的德米特里，曾给雅典人带来无以计数的好处；后来，当他被自己的敌人打败，并去雅典这个被他视为友好、欠着他恩情的城邦避难时，却被雅典拒之门外，这件事带给他的伤痛远远超过他失去自己的子民和军队的伤痛。[Plutarch, Demetrius, 30.

]庞培在被恺撒打败于色萨利之后，到埃及向托勒密寻求避难，他过去曾帮助后者夺回王位，却被这个人所杀。[Plutarch, Pompey, 77-79；庞培是被托勒密的儿子所杀。

]这些事情很明显具有相同的原因；然而，共和国比君主更仁慈、更少残酷。因此，哪里有担忧，实际上哪里就会有相同的信义。

如果发现一个共和国或者一个君主为了信守与你订立的盟约而准备失去国家，这可能也出于相同的原因。就君主而言，极有可能发生的是，他与某个强大的君主结交，虽然后者当时还不能保护他，但他能够期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能够使之恢复王位；或者是，他一直是某个强大君主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他不相信会在其盟友的敌人那里得到信义或谅解。属于这一类的是那波利王国的那些拥护法兰西的君主。[在1503-1504年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争夺那波利的战争中，法国一方的几个男爵被西班牙将领孔萨尔沃·达·科尔托纳俘获。在科尔托纳获胜后的停战期间，他们被弃之不顾。

]就共和国而言，属于这一类的有西班牙的萨贡托，因为拥护罗马而面临灭亡；[萨贡托是罗马的盟友，公元前218年被汉尼拔征服并遭到毁灭，见Livy, XXI 5-16。

]还有佛罗伦萨也属此类，因为它在1512年拥护法兰西。[作为法国的盟友，佛罗伦萨在拉文纳战役后受到西班牙军队的攻击，后者在1512年恢复了梅迪奇家族的统治。

]经过全面的考虑之后，我认为，在这些存在紧迫危险的情况下，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