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忘记二姐的嘱托，一直视铁子为己出。铁子对我也像对母亲一样，到我家什么活都干。可惜，这孩子赶上“文化大革命”，没读多少书，一辈子都过得很艰难。

一连许多天，我都沉浸在失去二姐的悲痛之中。我一直珍藏着那副红绸子，也珍藏着我和二姐那份心底的秘密，看到红绸子，我仿佛看到了二姐那颗向往爱情、向往美好的心灵……

一个半月后，我出院了。

出院前一天，医院食堂给每个患者供应一盒鸡肉罐头。这是一个半月以来供应的唯一一次肉食。我舍不得吃，把这盒商标上印着大红公鸡的高筒罐头连同白糖和炼乳一起带回家去。父母看我带回来这么多好吃的，不禁又惊又喜。

父亲烫了一壶酒，起开罐头，夹起一块鸡肉送到我嘴里，我觉得那罐头真香，香极了！从困难时期走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候能吃上一口鸡肉罐头，比现在吃一顿满汉全席都珍贵。

“老儿子，爸没白养活你！”父亲一边斟酒，一边又感叹起来，“你爸活到五十多岁，第一次吃到这么香的鸡肉罐头……老婆子，快来尝尝你老儿子给你带回来的鸡肉罐头！”

“妈，你快进来吃啊！”我也催促母亲快进来。

母亲从厨房里走进来，张嘴接过父亲夹起的一块鸡肉，边嚼边说：“嗯，真香！”

看到父母的高兴劲儿，我觉得比自己吃了都香。

临走，我把一个六十二元的存折交给母亲，这是我每月十二元的工资攒的。母亲接过存折，惊讶得半天没说出话来。要知道，那时候的六十二元钱比现在六千二百元钱都值钱。从此，我每月开工资都全部交给

母亲。

四十七

翻开我的训练日记，1961年12月4日这天，只写了一句话：“今年一年，又在意外中白白地过去了。”

1961年，伤好之后，我又开始训练了，整个夏天又是在拼搏的汗水中度过的。10月初，我怀着对新一年的憧憬，又满怀希望地来到北安早期上冰。

可是，一场生死大劫又在悄悄地等待着我……

我的两场灾难都发生在北安，北安成了我人生路上真正的黑色驿站。

记得那是一个灰色的早晨，天灰蒙蒙的，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煤烟味儿。早晨起床，我好像感冒了，浑身发烫，一点力气都没有。教练让我休息一天。我怕影响训练，在房间里自己活动。可是当我做滑进时，却一头摔倒在地……

第二天，高烧四十二度，头痛得像要裂开似的。省队孙队医给我打针、吃药都不管用，高烧一直不退。教练带我跑遍了北安所有的医院，却始终查不出病因。

北安当时是县城，医疗技术较差。几天后，我连走路都很困难了。

我躺在旅馆里，被高烧折磨得昏昏沉沉的，脑海里出现可怕的幻觉，一会儿是龇牙咧嘴的怪兽，一会儿又是黑咕隆咚的深渊……

这天上午，教练请来五六位医生给我会诊，可是，查了半天仍然查不出高烧原因。

医生问我有什么感觉。我说头痛，记忆力不好，连《东方红》都不会唱了。这时，我无意中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我发现我身上有许多小红点……”

一听这话，医生急忙围上来查看我身上的红点儿。那些红点很怪，含在皮肤里，掀开被子一见光就看不见了，避开光，就看到身上一片一片全是红点。我看到医生们的脸色沉重起来，背着我，悄声议论着什么斑疹伤寒之类的话……

后来得知，黑龙江当时正流行斑疹伤寒。这批医生走后，又来了一位年轻医生。他问我那些医生说我是什么病。我说好像是什么斑疹伤寒。他一听，口罩上方的眼睛瞪得老大，问我：“你今年多大了？”

“十七。”

“小家伙，你这是捡条命啊！再晚发现几天，高烧连续不退，你不死也变成一个傻丫头了！”

我心想，尽胡说八道，我才不会变成傻丫头呢！我并不知道，当时，斑疹伤寒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即使不死，不少人因持续高烧而留下可怕的后遗症，变成了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