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景予飞不容自己再有任何犹豫，立刻俯身从自己床下拎出那两瓶酒来，红着脸递给馆长，并把早在肚子里盘算了多遍的言词一口气吐了出来：这点小意思是我这次回家时，父亲非要我带给你的。他说了，非常感谢你对我各方面的关照，这次我妈生病你又这么关心，而且……

哎，你跟我还说什么客套话？没想到馆长很爽快地接过了酒，高高拎起看了一眼商标，顿时两眼放光：泽溪大曲，好酒呵！还是金牌的啊！恐怕要十多块一瓶吧？可能你还不知道吧，“文革”前，我在你们泽溪的皂树乡挂过两年职哪。那时候喝点散装泽溪大曲还要凭票，想喝这种瓶装好酒可不容易哪！一般人家要过年才能凭票买上一两瓶低档的。太好了，太好了，替我好好谢谢你父母！你父亲他喝酒吗？

好像还能喝一点。

那更好了，以后他有空来藩城，请你们到我家喝酒去。

景予飞如释重负，正感到高兴，没想到馆长紧接着又说：

这样，我留下一瓶，算你领了结婚证，请我喝的喜酒吧。不过我也要声明：仅此一次，下不为例。老实说，如果你是社会上人，亲朋好友，给多少我也收。但现在不行，我们是同事，你的关系也办过来了——对了，这事也值得庆贺一下的。我们同事之间相互关心都是应该的，还客气什么？

说着，他一弯腰，将一瓶酒塞回了景予飞的床下。抬起身来，见景予飞手足无措的样子，他眼睛一转，在他肩上拍了一巴掌：这样吧，你知道我是喜欢抿两口的，今天又正好没事。走，我们上食堂买几个菜来，你就陪我抿几口怎么样？

景予飞当然没话说。可是他要自己去买菜，馆长坚决不让。于是两人就相伴来到食堂。晚上的食堂里菜不多，荤菜就只有中午卖剩的炒猪肝和青椒炒肉丝两种，馆长每样点了两份，再要了一份青菜烩豆腐。

景予飞刚摸出饭票，馆长就把他挡到了身后去，他的力气真不小，景予飞踉跄了一下才站稳，于是只好涨红着脸，眼看着馆长付了饭票，又局促地跟着他回了办公室。

酒刚打开时，馆长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对着瓶口深深地吸了一口长气：好香呵！可是小景你知道我嗅到了什么？那个久远的年头！“文革”前那段特别的历史！只有那个年头才有这种特别的气息，你们小年轻是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感觉的了。只有那个年头，我们也才会有这种不知不觉形成的、死也忘不掉的特殊记忆呵……

景予飞印象中，馆长不是个爱说话的人，但今天他显然心情不错，又喝了几口颇让他有几分亲切的好酒，情绪明显高涨，话自然也多起来：

听说你父母也下放过是吗？哦，就下放在泽溪呀？泽溪可是鱼米之乡啊，那哪叫下放，简直就是在天堂里嘛！哪像我老家那鬼地方——当然现在好多了——那种感觉呀，可以说就一个字：寒！心寒、身寒、人寒；天寒、地寒、鬼寒：一切都是个寒！冬天望出去，不下雪也是白茫茫一片，尽是盐碱滩，加上那白天黑夜都呼啸个没完没了且寒气凛凛的白毛风，那个寒啊！夏天也一样，什么叫不寒而栗，那里的春秋天就叫不寒而栗，每天从鸡叫做到鬼叫，秋收却装不满谷囤。夏天身上在淌汗，心里却簌簌抖，那份彻骨的寒！因为你根本看不到希望在哪里，就连下个冬天还能吃顿地瓜干饱饭也几乎是种奢望。至于夜里做梦，也不敢想象自己还会有回到藩城的这一天。“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也亏了我还有份微薄的工资，每天能抿上几口六毛多钱的瓜干酒，才不至于“冻”死。当然，还有一份暖意来自书籍。县里废品收购站多的是查抄来的各种旧书，使我能论斤称来许多古籍、经典和中外小说。冬天蜷缩在破炕头，身上裹一件破大衣，常常一看就是一个通宵，管他外面东南西北风，心头恰也似亮起盏温暖的油灯……

4

馆长姓汪，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分配到藩城后，一直在地区文教局工作。“文革”前当了科长，不知为什么又下放到泽溪的乡里去挂职。“文革”开始后被造反派揪回局里，斗了个七窍生烟。1969年刚刚从牛棚解放出来，旋即又被局革委会宣布光荣下放，全家一起回到他东北老家去，一泡就将近十年。直到1978年才落实政策回到了藩城地区文教局。科技局成立后，他又被抽过来当了科技馆长。怪不得有过去同事过的老人见了面，彼此一握手，馆长总是自称“出土文物”。

这些情况景予飞以前听同事断断续续说起些，了解得并不详细。今天才知道，馆长实际上也不比自己早回藩城多久。当然，他们的资历和身世不可同日而语，馆长所经历的磨难也是自己无法想象的。但他听后心里反而有些许莫名的宽慰感。在他心目中非常崇敬的老馆长的人生尚且如此多灾多难，自己的磨难又算得了什么？只是在馆长讲到他那个“寒”时，景予飞有了种毛骨悚然的共鸣感：自己现在面临的某种困境，和馆长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恐怕也是馆长所无法想象的“寒”吧？可我这是什么年代哪？怎么也会不寒而栗？而且，我的“寒”岂是喝几口酒能解的？又不知会不会也像他那样，一寒十年哪！

真那样的话，我宁肯回到他们那个年代去，到而今还有个翻身的日子。我那孩子要是许小彗真把他生下来，处置不当的话，真不知我这辈子还能不能见到云开日出的那一天啊！

可能见景予飞有些走神，馆长把酒瓶盖子给盖了起来，俯身放进抽屉里：看来小景你真不会喝酒啊？那就少喝点吧。

景予飞慌忙解释：我是不太会喝酒，可是馆长你怎么也不喝呢？时间还早哪。

馆长微微一笑：你没看出来吗？不是因为你没陪好我。没听过有时候会有人叫我汪三两吧？说的就是我喝酒几乎从来不会过三两。不像有的人，一上场就冲得很，以至人称某一瓶，甚至某一缸，实际上每喝必醉，每醉必乱，弄得臭名远扬，还自以为海量而洋洋得意。其实真要我和他们拼起这个来，恐怕不会拜下风。但是不，我喝酒就这样，多少年养成的习惯了。每天不喝点就好像缺了点什么，甚至打不起精神来，可是也难得会过量，一般每顿不会过三两。这能耐一般人也做不到吧？

景予飞连忙点头：馆长的自控力很强啊。

对喽，就是要有所节制，所谓适度是也，中庸是也。不光喝酒，凡事皆如此。说实在的，这也是我从那股子“寒”气中悟出来的人生宝典啊。你想，当年局里大小干部也不少，为什么独独会把我派下去挂职？为什么并不是局领导、根本算不上走资派的我，也会给斗个死去活来？为什么末了还要把我赶下去十年，不寒而栗？这首先当然是我的命不好，碰上了那个人人自危的特殊年代。这是我们这代人悲剧命运的共性，是政治大环境使然。我也相信，从你们这辈开始，今后就不必再担忧会重演我的悲剧。但我那份严寒也不是没给我有益的教训，那也是我在茅屋里痛定思痛悟得的，那就是：我这悲剧命运中的个性因素是什么？其中有没有我自己的性格缺陷在呢？当然是有的。现在你恐怕感觉不出来吧？我知道现在不少人背后管我叫老好人，温良恭俭让，见面先拱手，开口三分笑。可你知道吗？我像你这般大时，可叫个血气方刚！自以为聪明，志得意满；自以为正直，挥斥方遒；自以为光明磊落，指点江山；其实却犯了许多官场上、政治上和为人上的大忌啊。当然，具体怎么回事就不说它了。反正我是痛定思痛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