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十个学员终于抵达了。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日本受过教育，能说写日文。他们开始分析从汉口带来的文件，文件都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工作的性质重复而且艰苦。

与学员们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叫吴福的翻译。他在夏威夷出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只是语法不太规范。他在德国接受了工程师的教育，因而还能说一口洋泾浜德语。

其实，这帮学员一年前就被召集到一起了，问题是，他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对付这些缴获的材料。我想，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大概永远都不会知道该怎么做。我每天给他们上一堂预先备好的课，但是他们能听明白多少，就不得而知了。我怀疑翻译们自己也不甚了了，即便他们明白了，要向三十个说八种方言的学员陈述清楚，恐怕还是有困难。幸运的是，林和吴能说多种方言，至少他俩是这样声称的。但从学员们的表情来看，我有时很怀疑这种说法是否真实。

根据不同的发音声调，中国字“shi”可以有不同的意思：“是”“十”或“四”。我跟林和吴打赌，如果他们背靠背，把各自想要表达的单字写在纸上，然后读出来，双方肯定都不知道对方说的是哪个字。一场实验下来，发现他俩相互猜对的次数不到一半，让旁观的学员们乐不可支。除了发音，中国字动词的语态也很成问题。我让林向驻华盛顿的中国外交当局拍发电报，查询自我离开美国后，我每月的工资是否都按时入账。林从得到的答复中竟无法断定，这些钱到底是“已经到账”或是“将会到账”。我把这事闹得很大，负责财政的官员虽然一时找不到我的雇用记录，也只好给我出了一张见票就支付黄金的票据。我的雇用合同是在中国当局撤出汉口时丢失的。这事之所以能顺利解决，仅仅是因为我威胁说，若不解决，就给“刀斧手”发电报投诉。

学员们都恨“二号”。他把学员们全部塞在佣人间里，睡在上下床，里头没有暖气，毯子也不够，感觉就像住牛棚。他们的工作安排也很严苛：早上是8点到12点；下午是2点到6点；晚上是7点到10点。他们甚至没时间洗衣服。而一旦有时间洗衣服时，他们就把衣服挂得花园里到处都是。在又是雨又是浓雾的季节里，他们如何找得到阳光把衣服晒干也是个奇迹。一天早上，我放眼花园，见到处是湿哒哒的蓝衣服，像吸满了墨水的纸一样，软塌塌地铺在院子里的石凳、石桌上。

学员们要离开这座房子的话，必须先申请通行证，否则不得出门。见大家实在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我便让木匠做了个乒乓球桌，并进口了球拍和球。等这一切准备就绪时，“二号”把我叫到他设在一楼的办公室。

“乒乓桌是给谁用的？”他问。

“是给学员们的。”我回答道。

我的新翻译吴将“二号”的回答翻译成英语，语气里透出一股憎恨：“将军说，如果学员们有时间的话，应该用来学习，提高自己的水平……这头肥猪，操他祖宗。”

吴在翻译时老这么添加骂人话，总有一天要惹祸，不是他自己倒霉，就是我倒霉。

“二号”每天都来听我的课，装着听懂了，而且还表现得很有学识的样子。他一周两次把学员们召集起来，长篇大论地训话。

“他都说些什么呀？”我问吴。

“没什么，”吴说，“只是哇啦哇啦乱说一气。”

“什么是‘哇啦哇啦’？”

“就是随便瞎扯，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但是关于哪方面的？”

“哦，比方说要努力工作，要节省用钱，不要去餐馆或是电影院，不要和女孩子在一起，除非那女孩是经过组织批准的，等等。”

看来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操守和道德方面的说教，总是让人感到讨厌。

“他们到底拿多少工资？”我问吴，“以至于他们要节省钱。”

“中国钱三十元一个月。当中的五元要付伙食费。”

今天的汇率是七元兑一金元或美元。

“可我明明看见‘二号’自己上电影院和馆子了。”我说道。

“那头可恶的‘笨驴’。”吴说。

“‘驴’？”

“我们是这么叫他的。”吴说。

我私下也是这么叫他的。但吴对他的不敬，倒让我有点吃惊。

“我还见过‘二号’带不同的女人到处跑。”我接着说，“为什么其他男孩就不行呢？”

 “因为中国在搞‘新生活运动’。”吴说。

我说：“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是中国新制定的生活规则——但将领们不适用。将军们可以有女孩子、姨太太，可以贪污。而政府小职员和卖苦力的士兵们都不可以。”

看来，自古以来，世界各国都是用“驴”来称呼这种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