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八次崛起：清朝十二帝没有一个不是贤君

清帝国是一个集大成者，从内部来看，清帝国集合了中国历代大一统帝国的成功之处，但这已经是一种过时的昌盛了，因为世界的另一边已经进入到了工业时代。

落幕前的光辉

不要以满清最后的岁月来取代整个王朝的成就，清帝国实际上是另一个盛唐--清朝十二个皇帝没有一个不是贤君，包括末代皇帝溥仪，而且清帝国也是一个能人辈出的时代；其疆域仅次于元帝国，清帝国开拓的疆土相当于继承明帝国本土的三倍。再有，清朝的繁盛程度已经非常辉煌，其经济规模占世界的1/3，比今天的美国占有的比例还高。

清帝国基本上是继承了明帝国的政治体制，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改为内阁大学士制，六部也只是一个执行机构，并没有太大的决策权。在洪武和永乐时期，这个制度都较好地得到了执行，但到了仁宣时期，由于宦官、文官集团的势力崛起，皇帝的权力受到严重掣肘，因此，明太祖的这个制度也就走样了。清帝国继承了明太祖的内阁制，也没有设立宰相一职，但清帝国却没有走像明帝国仁宣之后那样的道路，这是由于清帝国借鉴了明帝国失败的根本原因，首先就立下一条铁规矩，那就是不允许宦官再参政，结果除了后期偶尔有宦官弄出点动静外，就始终没掀起什么风浪。另外，由于满清是异族统治，汉人强大的文官集团被满人压制，所以也没有形成明帝国时期那样强大的文官集团。而满人虽然是统治者，但一来满人人口比例太小，二来满人必须要依靠汉人才能成功管理国家，因此，实际上满清形成了皇帝最高决策、满人王公贵族高层管理、大批汉人中下层管理的局面，这三股势力达到了中国历史上最佳的平衡状态，因此，整个满清帝国基本上没发生文官内乱、满清亲王反叛等重大的能引起内部崩溃的事件。

清帝国是一个集大成者。从内部来看，清帝国集合了中国历代大一统帝国的成功之处；从外部看，清帝国也是处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矛盾最好的时期，显然，这是因为满族人本身就是一个既有游牧又有山林特色的民族，而且早在入关之前满族人实际上就已经成为儒家文化的一员，在东北时期满族人接受了大量汉人的文化，并且也重用汉人。

清帝国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相对解决了中国历史上两个根本难题：一个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频繁入侵问题，一个就是缓和了国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两大基本矛盾。因此，清帝国在平定三藩和准格尔之后就走向了繁荣昌盛。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帝国对全国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测绘，得到了一幅达到近代水平的全国地图，也就是有名的《皇舆全图》；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帝国统一新疆后又对这一地区进行了测绘，并把它补充进《皇舆全图》，也就是《乾隆内府舆图》，包括蒙古、新疆、西藏等地，这两个地图就成了中国近现代国家版图的主要参考。不过，这两次测绘之所以精确，是因为使用了西方的人员和技术。

清帝国的繁盛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来，那就是人口，也正是在康乾盛世的时候，奠定了中国的人口基数--人口从1亿猛增到3亿多，到民国时期已经达到4亿。一个拥有三四亿人口的大国，这在农耕文明中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帝国从来没拥有过这么多的人口。

人口在今天看来是个沉重的压力，但是在农耕时期，拥有庞大的人口也就意味着拥有庞大的实力，因为这可以为国家提供诸多好处：从事农业的人口很多，也就是说国家拥有深厚的基础；农业基础深厚，人口多，也就意味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有了良好的支撑；有了庞大的人口，也就意味着拥有巨大的市场，因此国内商业和国际贸易都有广阔的前景；有了广大的人口和繁荣的第二、第三产业，也就意味着有广阔的税收财源，甚至军队作战也有了取之不尽的兵源。在那个仍然依靠军队规模取胜的年代，康熙之所以能平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准格尔，都是因为他拥有雄厚的资源和财政收入。

满清解决北方问题的方法也是姻亲，但不是送一两个女人，而是实行大规模的通婚，或者说是用血脉融合的办法基本解决了北方蒙古的威胁，努尔哈赤的四个妻子都是蒙古人。满清皇族与东蒙古各部的姻亲关系非常密切，实际上满清皇帝的血液中有一大半都是蒙古血统，孝庄更是差不多成了满清和东蒙古的共主。这种民族血脉融合的办法其实比汉族的和亲政策和唐朝的以胡制胡政策更高一级，因为从血脉上进行融合，实际上也就是进行了真正的民族融合，所谓的民族融合实际上也就是全族通婚，最后根本就分不出民族了，两股血液完全融合了。

满清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就非常注重与蒙古的关系，清皇室与蒙古博尔济吉特家族保持了上百年的姻亲关系。明崇祯九年（1636年），漠南蒙古16个部族、49个领主汇聚于盛京，尊皇太极为博克达·彻辰汗，成为满人、蒙人的共主，满人也就是在此时改国号为清的。漠北的喀尔喀蒙古三汗也在清建立初期就与清保持和睦关系，后来也归纳入清帝国版图。

因此，东蒙古始终与清帝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只有康熙平定三藩的时候出现过一次察哈尔王趁火打劫之事，而东蒙古其他各部在康熙后方空虚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异动。

在西藏地区，满清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仅仅派一个驻藏大臣，至于西藏事务基本上仍是藏人自己管理，藏人仍然在这里过着农奴制和政教合一的生活。

在西南的云贵川地区，对那里的少数民族就采取了中国传统的办法，即征讨、诏安、抚慰等政策几管齐下，在这里进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实际上也只是流于形式。由于西南少数民族人口稀少，势力微弱，因此，清帝国对此地也并不怎么用心，只是在这一地区始终保持强大的驻军，实际上是在用军事威势压制当地的民族情绪，西南地区因为满清的这种综合手段倒也达到了平衡，因此始终没有闹出什么民族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