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工业企业主要涉及四类产业：轮船航运；开采煤矿和采掘、冶炼其他金属矿藏；电报；纺织业。这些民用工业企业，除少数为政府出资的官办者之外，大多为官督商办。

洋务运动的内容还包括"培养人才"。为适应工业企业和新式海军等事业的需要，洋务运动期间还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为培养翻译人员，清政府于1862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随后又设立了上海方言馆和广州方言馆。以后，洋务派又在实践中认识到，要真正办好洋务，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中国必须有通晓洋务的人才。

为培养这样的新式人才，一是派遣人员出国留学，二是开办学堂。派遣学生出国始于1872年的幼童留美。此事由容闳倡议，丁日昌支持，曾国藩、李鸿章促成。在派遣留学生的过程中，清政府逐渐认为，出国留学人员应以经过外语训练的成年人为宜。当时具备这个条件的主要是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所以自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派遣出国的留学生以福州船政局者居多，均赴英、法学习制造和驾驶。此外，还有派赴德国学习陆军和张之洞派赴欧美学习冶炼钢铁的一些留学人员。

在国内的人才培养方面，清政府创办了许多专门性的学堂，比如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

这些举措，几乎全是服务军事目的，类似"先军政治"。从这个角度上说，这样的改革，与普通民众是没有关系的，其对于生产力的提高，也与老百姓没有关系。所以，这样的改革，民众必然是会产生隔膜的，它只是精英们出于挽救政权而发起的一场上层运动而已。

在洋务派做出上述一系列举措的时候，岛国日本也是一团乱麻和热闹异常。在遭受1850年代开始的列强侵犯之后，日本经历了尊王攘夷运动、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

三大运动的主旨就是打倒把持统治权的幕府机构，树立天皇的权威，并富国强兵抵御列强的侵犯。幸运的是，日本的这些目标都实现了。

日本当时的问题是，天皇在民间享有至高无上尊重，但在权力上却是被架空的，只是幕府的傀儡。在面对外部危机的时候，幕府成为革命的对象，于是打倒幕府的统治，成为改革的跳板。

就在日本重新树立起天皇权威的时候，清政府大张旗鼓以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为重点的"改革开放"引起了东洋的震动。正在进行政治改革--明治维新的日本人警觉地提出了"清国威胁论"。刚刚经历了列强威胁的日本，不愿意看到近邻中国成为列强的一员。所以，日本的舆论兴趣了"威胁论"。

事实上，一个国家一旦在国内舆论，将另外一个国家作为假想敌，往往不是遭遇了巨大的外部威胁，而是其内部出现了问题，迫切需要找到一个转移视线和转嫁矛盾的出口。换句话说，这是在利用民族矛盾转移阶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