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85年的时候，李鸿章预言说，大约10年左右，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所忧。在发出这一预言的第10个年头，预言不幸成真。

认识到日本威胁的并非李鸿章一人。在清政府内部，不仅有李鸿章这样具有长远眼光的务实派，也有急功近利的"鹰派"（其实是对洋务运动持有怀疑态度的清流派），他们认为应该先发制人--有人提出，应该率先向日本开战，希望通过一战解除危险。

1882年，当时清廷的清流派（洋务派的对立面）--左副都御史、34岁的张佩纶上奏"请密定东征折"（次年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建议："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山东、台湾治精兵，蓄斗舰，与南北洋称犄角；分军巡海，闭关绝市，召使回国，责问琉球之案，驳正朝鲜之约，使日本增防耗帑，再大举乘之，一战定之。"

这一大胆的计划颇有纸上谈兵的味道，遭到李鸿章的反对。李鸿章认为，日本学习西洋，其海军装备绝不比中方的差，况且跨海作战，并无把握。

"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李鸿章的这一论断，有韬光养晦的味道。

事实上，张佩纶还曾经主张对俄国作战。把持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评价他说，此人锋芒毕露，不畏权势，很有骨气，是骄矜、无知和中国式的爱国主义者！

张佩纶到底是无知无畏还是远见卓识，实在不好评价。

查阅史料，他为官期间，因多次上疏批评朝政，弹劾大臣，被评价为"得名最远，招忌最深"的清流党人。仅1875-1884年间，上奏折、奏片127件，其中弹劾大臣和直谏的达1/3。以这样的性格和为官之道，终难在官场上"发展下去"。

当1882年张佩纶提出东征方案的时候，日本正在宣扬"清国威胁论"。这一年的7月，朝鲜汉城发生壬午兵变，起事者围攻日本公使馆，公使乘英国船只逃回日本。日本决定对朝鲜开战，但又忌惮清军，自觉备战不足。

8月1日，清政府得到朝鲜兵变的消息之后，"派海陆两军，迅赴事机"。8月15日，参事院议长山县有朋上奏明治天皇称，欧洲各国距我国较远，痛痒之感并不急迫，我之欲以力角强弱者，正在紧邻之处。他建议，应该加紧扩大海军。

8月25日，清军抵达汉城。而日本也通过与朝鲜谈判签订条约获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

11月，海军卿川村纯义提出8年内造48艘军舰的计划，并得到天皇的批准。

1885年，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提出"我们要在心中谢绝亚洲东方的恶友"。

1886年，日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到中国进行军备调查，并于次年2月草拟出了《清国征讨策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