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宾馆。而是某种小民宿，顶多只能住上四五个客人。早晨，盛放在托盘里的早餐搁在走廊的架子上：面包、黄油、蜂蜜，还有这个城市的特产，香肠切片。托盘旁边，是雀巢咖啡包和电热水壶。操持此地的年轻女子，严肃而稳重，难得和你打次交道。

房间里所有家具不是橡木就是胡桃木做的，古色古香，一定造于二次大战之前。全波兰唯有这座城市，在经历战火劫难之后，仍然较好地保留下它的大多数建筑。这栋小民宿里有一种类似修女院或修道院的感觉，它的每一个房间内部，那两扇开向市街的窗，都仿佛有好几代人从那里沉思冥想地向外凝望。

这栋建筑物位于卡齐米日区（Kazim.erz ）——克拉科夫的旧犹太人住地——的米欧多瓦街（Miodowa Street ）。吃完早餐后，我问接待前台里的一个年轻女子，最近的提款机在哪里。她一脸懊恼地放下手中的小提琴盒，拿出一张旅游地图。她用铅笔在地图上圈出我该去的地方。不会很远，她叹着气，一副很想把我送到世界另一头的模样。我小心地鞠了个躬，打开前门，关上，右转，第一路口又右转，然后发现自己置身于诺维广场（Place Nowy），一座露天市集广场。

我从未来过这个广场，但我对它了然于心，或者该说，我对在这里贩卖东西的那些人了然于心。其中有些人有固定的摊子，摊子有遮棚，可为货品阻隔阳光。天气已经热了，是东欧平原和森林那种模糊蒸腾、带有蚊蚋暑气的热。叶片簇簇的热。充满暗示的热，缺乏地中海暑气中的笃定明确。在这儿，没有任何确定无疑的事物。最接近确定无疑的，就只有老祖母。

其他小贩──全是女性──来自偏远小村，用篮子或桶带来自家产物。她们没有摊子，坐在自备的小板凳上。有几个站着。我在她们之间游逛。

莴苣，樱桃萝卜，山葵，宛如绿色蕾丝的切段莳萝，在这种高温下三天就可成熟的疙瘩小黄瓜，皮上黏着些许土屑、颜色有如孙儿膝盖的新种马铃薯，带着牙刷般气味的棒状芹菜，茴香块茎——喝伏特加的男人发誓那是催发男女情欲的最佳春药，一把把换来咸湿笑话的嫩胡萝卜，多为黄色的玫瑰切花，农家奶酪——还带着夹在庭院晒衣绳上的破布的味道，野生绿芦笋——是孩子们给派到邻近小村墓园的地方寻来的。

专业商贩自然而然学会了所有的推销花招，说服民众这些千载难逢的良机不会有第二次。相反，那些坐在板凳上的妇女，则不提任何建议。她们纹丝不动、面无表情，只靠她们的到场来保证她们从自家园子里带过来卖的产品的质量。

木篱围着一小块土地上，一栋两间房的原木小屋，两房之间有一个单独的花砖壁炉。这些妇人，就是住在这样的农舍小屋（chata ）里。

我在她们之间游逛。不同的年纪。不同的体型。不同颜色的眼睛。没有一条头巾花色重复。她们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办法来保护或爱惜她们的腰背，让她们在俯下身来剁切细香葱、拔除犬牙杂草或采摘樱桃萝卜时，不致让重复不断的间歇性疼痛变成慢性疾患。她们年轻的时候，臀部会化解物品的冲撞敲击，而今，轮到肩膀接下这项工作。

我凝视着一个妇人的篮子，她站着，没有小板凳。篮子里装满淡金色的糕点和小馅饼。它们看起来像是雕好的国际象棋棋子，说得更准确点，是车或说城堡，棋盘两端皆可放置的城堡，它们的正规炮口总是位于顶端。每一个都有十厘米高。

我拿起一个“城堡”，就发现我错了。这么重，绝非糕点。我瞥了一眼那个妇人的脸。六十岁，蓝绿色的眼睛。她严厉地回看我，仿佛在看一个傻瓜，他又一次忘了事。Oscypek ，她用缓慢的速度重复着这种奶酪的正确名称，这是用高山绵羊的奶，在介于两房之间的花砖壁炉的烟囱里熏制出来的。我买了三个。然后，她用微小到不能再微小的头部动作，示意我可以走了。

广场中央立着一栋底矮的建筑物，沿四周分隔成许多小店铺。有家理发店，空间只够摆下一张椅子。还有好几间肉铺。一家杂货店，可以从唯一一只桶里买到酸泡菜。一家烧着铸铁炉子的小汤馆，馆子外的铺石地面上，摆了三张有长椅的木桌。其中一张桌子上坐了一个男人，略显低垂的双肩，修长的双手，因即将光秃而更显高耸的前额。他的眼镜有着厚厚的镜片。在这个上午这个地方，他宛如置身故乡，虽然他并非波兰人。

肯生于新西兰，死于新西兰。我在他对面的长椅上坐下。这个男人，六十年前，与我分享他所知道的许多事情，但他从没告诉我他是如何了解到那些事的。他从未谈起过他的童年或双亲。印象中，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新西兰来到欧洲，不到二十岁。他的父母是穷是富？问他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任何意义，就像拿这问题去叨扰此时此刻市集里的人那样无谓。

距离从未令他气馁。新西兰威灵顿、巴黎、纽约、伦敦湾水路（Bayswater Road ）、挪威、西班牙，我想，某些时刻还有缅甸或印度。他以各种五花八门的方式赚钱为生，新闻记者、学校教师、舞蹈教练、电影临时演员、小白脸儿、流动书商、板球裁判。我所说的这一长串清单，或许有些是假的，但那是我为我自己，给此刻坐在诺维广场、坐在我面前的他，画出的肖像。在巴黎，他曾为一家报纸画过漫画，这点我很确定。他喜欢什么样的牙刷，我还记得一清二楚：加长柄的那种。我也记得他的鞋子号码：11 号。

他把罗宋汤推到我面前。然后从右边裤袋掏出一条手帕，把汤匙擦了之后递给我。我认得那条黑色格纹手帕。那是一碗深红色的蔬菜罗宋汤，波兰风味，加了一点苹果醋，中和掉甜菜根的自然甘味。我喝了一点，将汤碗推还给他，把汤匙递回他手上。我们没有交换只言片语。

我从背包里拿出一本素描簿，因为我昨天在恰尔托雷斯基博物馆临摹了达·芬奇的《抱银鼠的女子》，我想给他看。他仔细研究着，厚重的眼镜略略滑下鼻翼。

Pas mal （不错）！不过她有点太挺了，对吧？事实上，她要再倾斜一点，像倚在角落里那样，对吧？

听到他用这种方式说话，这种不用怀疑就是他的方式，我对他的爱就回来了：我爱他的旅程；我爱他那随时想要满足且从不压抑的好胃口；我爱他那一脸倦意；我爱他那可悲的好奇心。

有点太挺了，他又说了一次。别在意，每个摹本都会有所改变，不是吗？我也爱他缺乏幻想。没有幻想，他也就不会经历幻灭。

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我十一岁，他四十岁。在接下来的六到七年里，他是我生命中最具影响力的人。和他在一起，我学会了跨越边界。法文有一个词叫passeur ，通常译为摆渡人或走私者。不过这个词也隐含有向导的意思，山的向导。他就是我的passeur 。

肯快速翻阅我的素描簿，浏览前面的画。他的手指非常灵巧，藏牌技术一流。他曾试着教我玩“三牌猜皇后”：学会这招，你随时都可以赚到钱！这会儿，他的手指在两张纸页之间停了下来。

另一张临摹？安东内洛·德·梅西纳的？《天使扶持死亡的基督》，我说。我没看过原作，只见过复制品。如果我可以自由选择一位历史上的画家来为我画肖像，我就会选他，他说。安东内洛。他画画像是在印刷文字。他画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印刷文字那种连贯性和权威性，而他活着的那个时代，正巧是第一批印刷机发明问世的时代。

他再次低下头来观看素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