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很快就认定肯属于对她而言的那个特殊类别：“喜爱巴黎的人”。

看着我们三个在沙滩上玩着铁环，她当时就预见到（我确信）我的passeur 将把我带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同时她并不怀疑（我也同样确信），差不多是毫不怀疑，我有能力照顾好自己。于是，她在每个星期一，我们的洗衣日，帮肯洗衣服烫衣服，肯则给她带来一瓶杜本纳酒 。

我跟着肯上酒吧，虽然我的年龄还没到，但从来没人拒绝让我进去。不是因为我的身材或长相，而是因为我的确定无疑。别回头，肯告诉我说，一刻也别犹豫，你只要比他们更相信你自己就可以了。

有一次，一个酒鬼开始咒骂我，要我带着我该死的嘴巴滚出他的视线，我突然控制不住哭了。肯用手臂揽住我，直接把我带到街上。街上没半盏灯光。那是战时的伦敦。我们静静地走了很长一段路。如果你非哭不可，他说，有时候你就是忍不住，如果你非哭不可，那就事后再哭，绝对不要当场哭！记住这点。除非你是和那些爱你的人在一起，只和那些爱你的人在一起——若真是这样，那你已经够幸运了，因为不可能有太多爱你的人──如果你和他们在一起，你才可以当场哭。否则事后再哭。

肯教我的所有游戏，他都玩得很精。除了近视（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我曾经爱过的人，以及我依然爱着的人，全都是近视），除了近视，他的动作就像个运动员。一种类似的自信体态。

我就不是。我笨手笨脚，慌里慌张，胆小怯弱，几乎没有自信体态。不过我有别的东西。我有决心，一种就我年纪而言相当惊人的决心。我会孤注一掷！因为这股不顾一切的冲劲，他宽容我的其他缺点。他送给我的爱的礼物，就是与我分享他所知道的事情，几乎是他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情，完全不在乎我的或他的年纪。

因为，要让这样一种礼物成为可能，赠与者和接受者必须是平等的，于是，尽管我们在各方面都是那么奇怪而矛盾的组合，我们的确变得平等相待。也许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现在我们知道了。因为当时的我们已预见到眼前的这一刻：那时我们是平等的，就像此刻在诺维广场上我们是平等的一样。我们预见到，我会变成老人，而他会成为死者，这让我们可以平等相待。

他用修长的双手握住桌上的啤酒罐，拿它和我的罐子碰了一下。

不管任何时候，只要有可能，他都宁愿以姿势动作而非口头话语来表达。也许这是出于他对无声的书写文字的尊重。他肯定曾在图书馆里进行过研读，然而对他而言，一本书最亲近的所在，就是雨衣的口袋。而他，就是从这样的口袋里掏出那些书的！

他不会直接把书递给我。他会告诉我作者是谁，念出书名，然后把书搁在套房壁炉台的一角。有时会有好几本书，一本叠着一本，我可以选择。乔治·奥威尔，《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马塞尔·普鲁斯特，《在斯万家那边》（Swann’s Way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 ），《游园会》（The Garden Party ）。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项狄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am Shandy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 《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 ）。基于不同的原因，我们两人都不相信文学解释。我从不拿我看不懂的地方去问他。他也从不主动向我指出，就我的年龄和经验而言可能很难领略的部分。弗雷德里克·特雷维斯爵士（Sir Frederick Treves ），《象人》（The Elephant Man and Other Reminiscences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Ulysses 。在巴黎出版的英文版）。我们之间有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某种程度上我们都从书中学习——至少是试图学习——如何生活。这样的学习从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字母图片开始，一直持续到我们死亡之日。奥斯卡·王尔德，《深渊书简》（De Profundis ）。圣十字若望 。

我每还回一本书，就觉得和他又亲近了一点，因为我又多知道了一些在他漫长的人生中曾经读过什么。书将我们聚在一起。往往是一本书会引出另一本书。我在读完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后，想继续读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 ）。

肯是第一个和我谈论西班牙内战的人。一道道裂开的伤口，他说，没有任何东西能让这些伤口止血。在这之前，我从没听过谁曾大声念出“止血”这个词。那时，我们正在酒吧里打台球。别忘了给球杆上滑粉，他补充道。

他用西班牙语念了一首加西亚·洛尔卡的诗给我听，洛尔卡在四年前遭到枪杀，当他把那首诗译成英文之后，我相信，在我十四岁的心灵里，除了一些细节之外，我已经知道生命是什么，而人生又得冒怎样的风险！也许是因为我这样告诉了他，又或者，是因为我的某个鲁莽举动激怒了他，我记得他那时这样对我说：仔细检查所有细节！一开始就要检查，别拖到最后！

他说这话时，带有某种懊悔的口气，好像他曾在某个地方，因为某种原因，犯了有关细节的错误，让他深深懊悔。不，我错了。他是个从不懊悔的人。他若有错误就要付出代价。在他一生中，他曾为许多他不懊悔的事付出过代价。

两个身穿白色蕾丝连衣裙的女孩，打诺维广场的另一端穿越而过。她们十或十一岁，两个都比同年龄的女孩高，两个都成了荣誉女信徒，在穿越广场的同时，她们两个也都步出了自己的童年。

La Semaine blanche （白色之周），肯说。上个星期天，全波兰的孩子们都领了他们的第一次圣餐。然后，这个礼拜的每一天，他们会以最好的仪态走进教堂，再领一次圣餐，尤其是女孩们；男孩也一样，但他们没女孩那样惹眼。没有几个孩子，尤其是女孩，想要穿着他们的白色圣餐服再走一次。

广场上那两个女孩并肩走着，这样她们就可以用大镰刀把自己吸引到的目光收割下来。

她们正走向基督圣体教堂（Church of Corpus Christi ），那里有尊著名的金箔圣母像，肯说。克拉科夫的所有女孩都想在基督圣体教堂领她们的第一次圣餐，因为她们母亲在这里买到的圣餐服，剪裁比较漂亮，长度也比较适宜。

在伦敦埃奇韦尔路（Edgware Road ）的旧大都会歌舞厅（Old Met Music Hall ）里，我坐在他身边，第一次学习如何判断风格，学习评论的基本原理。罗斯金、卢卡奇、贝伦森、本雅

明、沃尔夫林，全都是后来的事。我的基本特质就形成于旧大都会，在那里，我从顶楼楼座俯瞰着楼下的三角形舞台，它被一群嘈杂、猎奇而又刻薄的观众团团围住，这些人毫不留情地批评那些单人脱口秀演员、慢速杂技演员、歌手和腹语表演者。我们看到过特莎·奥谢赢得满堂彩，我们也看到过她被嘘下台，泪水沾湿了头发。

表演必须有风格。必须在一个晚上连续征服观众超过两次。为了做到这点，那些层出不穷、接连不断的插科打诨，必须导向某个更神秘的东西，必须引出那个诡诈又不敬的命题：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单人脱口秀。

 “厚脸皮”马克斯·米勒，穿着银色西装，睁着他那双甲亢的眼睛，在三角形舞台上表演着，像只兴奋过度的海狮，对他而言，每个笑声都是他渴望吞下的鱼。

我在布莱顿弄了间自己的工作室，礼拜一早上有个女人来我家──她说，马克斯，我要你在我膝盖上画一条蛇。我一脸惨白，我真是那样的。不，嗯，我不强壮，我不强壮。

所以，听着──我跳下床，看……不，听了一下……我就开始在她膝盖正上方画蛇，我就是从那里开始画。但是不得不得停下来──她在我脸上扇了一巴掌──我不知道一条蛇会有这么长──一条正常的蛇到底有多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