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或音乐的形和声倘若与天籁、地籁、人籁，即和宇宙、社会、人生的种种感应相连时，那审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便发生了“神与物游”的心理变化。这境界因人而异，深浅也千差万别，这种感动却绝对不需要借助外力和他人的解释。凡经过外力和解释而有所动者，大体属于物理作用而不是心理作用，而心理的情态自由则属于每一个人。书法在艺术之绝域是无与伦比的一种近乎神性的存在，这神性历千百年睿智之士精神的熔铸而成，不可言说，不须言说，也言之不详，言之不清。——“道可道，非常道”，这就是书道的最高境界。古往今来的书法家，能达此境界者，少之又少，稼轩所谓“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让我们耐着性子去寻觅这汉殿秦宫。

书法的自足的体系，往往是其他非书法因素难于侵入的王国。它的自足来自两千年至三千年之间（殷至先秦）所形成的神圣之自尊，它不需要它山之石，它自身的进步是持重的、稳步的，不是突变的、理念先行的。前文所提到西晋卫恒于书体之流变，分析最称精当，而这种生发演变，不惟未尝损害中国书法之精神，而是顺势应变，更进一步发扬了中国书法自身的内美。卫恒在剖析了古文（自仓颉至史籀大篆）、篆书（李斯之后的小篆）、隶书（包括散隶）、草书（包括章草）的体势之后，特别强调了“法象”、“体象”于物，所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进一步阐明了书法与天地精神往还的根本观念。而这种由繁而简的过程即所谓“省改”从时间的一度性层面看，则是为了“便捷”。“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隶字以白话解：官场隶徒以节时而使用之书法，正所谓“隶书者，篆之捷也”。草书同样源于“省改”之目标：“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随时间之迁流，书体乃由繁而简，速度则由徐而捷，书家们是在做着一种“为道日损”的工作。而这种损之又损的结果，不是背离“道”，而是对“道”的一种趋近，是对书法美学的拓展而不是削弱。当今书家急切于创新，于是置一主义横亘胸次，必以骇人耳目、尘秽视听为目标。正卫夫人所评：“或学不该赡，闻见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卫铄《笔阵图》）中国书法自足之体系，非谓其画地为牢，势不可入也。它顺应着天地的大美，当风披襟，敞开胸怀，以迎真知灼见者的创获，虽世变事异，其宗永存。亦若康德所谓“作为本体而言，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纯粹理性批判》第二部分，第二篇，第二卷，第九节）。因为天地大美是永恒而无言的、恒居而不变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