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一次皇帝不容易，见一次自家的爷爷居然也不容易。鲁迅十三岁、周作人九岁、周建人六岁时才见着了他们那家庭的帝王-爷爷，那还是沾了曾祖母死的光-曾祖母去世，爷爷从遥远的紫禁城回乡奔丧，从天津坐船到上海在水上晃荡了一个多月才进了家门。三个孙儿这才有幸见着了爷爷。

虽然见不着面，这三个小家伙的大名可都是他们那个周家最有学问，官做得最大的爷爷给取的。

大孙子出生时，周福清是翰林院庶吉士。接到报喜信，他笑得合不拢嘴-周家有人续香火了。别看他学问高得没话说，但为大孙子起名却有点儿随便。

那天，正好有个姓张的官员造访，他脑子都懒得动地给大孙子起名“阿张”。这是什么名儿？不行不行。那就取个谐音吧，叫“阿樟”。阿某，太不像大名，算小名还差不多。那就叫“樟寿”吧，字豫山。豫山，通“雨伞”，不好不好。再改，叫豫才。周樟寿，字豫才，这是鲁迅最原始的名字。

给二孙子起名时，周福清沿用老法子。他接到报喜信后，正好家里又来了客。这客偏偏不是汉人，也就是不姓赵钱孙李，他是个旗人，姓什么不好说，而且字也很怪异，只读作“魁”。叫“阿魁”？阿樟的樟有个木字旁，周福清就把魁字改为櫆，为二孙子定名櫆寿，号星杓。

接下来的三孙四孙，就好办了。第二个字总是木字旁，第三个字总是寿。三孙叫松寿；四孙叫椿寿（可怜只存世五年）。

那时候，人们姓名权的行使似乎很便利，改名是常事儿。周樟寿后来改名周树人，又以“鲁迅”闻名；周櫆寿改名周作人；周松寿初改周侃人，又改为周建人。三人又各自有号，老大自号“震孙”，老二自号“介孙”，老三自号“景孙”，又别号“樵葑子”、“乔峰”、“乔风”、“巢风”、“奇峰”等。

第一次见爷爷，三个“寿”自然是要跪地磕头的。不但是他们，三兄弟的父亲母亲也都磕了头。见过了祖父，当然还要和跟祖父一起回来的两个人打个招呼，一个是祖父的姨太太潘大凤，一个是祖父庶出的儿子周伯升。不论心里怎么想，他们都得老老实实地称呼潘氏一声“潘庶祖母”，称呼那个比鲁迅还小一岁、只比周作人大三岁、比周建人大六岁、“后娘养的”周伯升一声“升叔”。

这是三兄弟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爷爷的姨太太。

在潘大凤之前，周福清还有两个姨太太，一个是薛氏，一个是章氏。章氏真名叫章秀菊，她为周福清育有一子，就是周伯升。章氏之后，就是潘大凤。

潘大凤比周福清小三十一岁，典型的老夫少妻。不过，这样的年龄差距，即便在今时今日也算不了什么，何况在那样一个一夫多妻的混乱时代，更是人见人不怪。

虽然潘大凤是周福清从来没有骂过的仅有的几个人之一，但他对他这位小五的感情，实在不怎么样。也是，买来的女人，还谈得上什么感情？甚至于，周福清当时连买都不想买她的。只是，卖她的人（可恶的人贩子）把她领到周福清的面前时，周福清那死了娘的小儿子周伯升居然一点儿也不认生地紧紧靠着她站着，一副没娘的孩子是根草的可怜兮兮样。

缘分啊！

也好也好，就把她买下来吧，让她带带阿升。这是周福清内心真实的思想活动。可是，周老头也真够绝的。他不但这么想，而且还毫无顾忌地把他的这个想法和盘托出，显得那么无情无义。所以听了他的话，家里所有人都对他心生不满-娶姨太太也就罢了，竟还毫无愧怍地公告他的自私，背后免不了被人指指点点。

周福清对潘大凤如此，潘大凤会对他客气？潘大凤被人卖被人买，自然不会对冷冰冰买她的人付出自己的感情。不过，既然是周福清的女人，他的事情，饮食起居等，她也不得不亲力亲为。每天，她都要到厨房去，吩咐烧饭妈妈准备老头子要吃的饭食。

周福清会保养，每天都要吃一些补品。他的补品，由潘大凤亲手准备。在绍兴，周福清常吃的补品叫仙居术（产自浙江仙居的白术）。它通常的吃法是在饭锅上蒸软后切片泡茶喝。潘大凤却不这么做。她总是用刀背把它敲碎，然后用水煎。煎出的头汁，她自己悄悄地喝了，然后再把渣子拿去给老头子泡茶喝。

不过，潘大凤太不精明，小把戏早就被烧饭妈妈看在眼里。烧饭妈妈还算不错，没有打小报告，只是背地里嘀咕，“老爷是在吃姨太太的屁”，意思是什么也没吃着。妙语往往来自于民间草根。无情的周福清吃着姨太太的什么，还美滋滋的呢。这是报应吧。

潘大凤生于1868年，只比1882年出生的继子周伯升年长十四岁。周福清买她来给只有五六岁的伯升做母亲，也的确难为了她。一来她自己没有生过孩子，冷不丁地就给人做妈，不习惯；二来她自己是姨太太，却要给前任姨太太的孩子做妈，也不适应。不用猜，她和伯升相处得不会融洽。

在绍兴的时候，有一年冬天，天气很冷，蒋氏发现伯升没有穿棉裤，冻得拉肚子。她就问伯升：“为什么不穿棉裤呢？”伯升陡然被人关心，一下子委屈得哭了起来，边哭边诉苦：“她不给我穿。”这个“她”当然是潘大凤了。他叫潘大凤“她”。这很奇怪。蒋氏也感觉到了。当初不是说好的吗，伯升是潘大凤的儿子，潘大凤就是伯升的娘。

蒋氏又去问潘大凤：“你怎么不给伯升穿棉裤呢？”

潘大凤气哼哼地说：“这孩子眼里没有我，他不肯叫我娘。”

果然。有问题。

“那他叫你什么？”

“叫我‘喂’。”

真是没礼貌。

蒋氏又去问伯升：“你为什么不叫‘娘’呢？”

周伯升又哭了：“她骂我是‘众生’。我明明是我父亲生的，她却骂我‘众生’。她是在骂我死去的亲娘。”

原来如此。

蒋氏又去找潘大凤，以大房正妻的身份教训她：“孩子不懂事，骂他训他都可以，但不能侮辱他，更不能冻着他，冻出毛病怎么办呢。”

周伯升穿棉裤啦！

一夫多妻的家庭总是风波不断，周家不例外，家人也习以为常地怪罪潘大凤。而周作人却不这么看，他很有见识地认为，做妾的女子本来就不幸，有些事情是由于机缘造成，怪不得她们，要论责任，那责任理应由男人来负。显然，他是同情女子的。

潘大凤的确不幸。与其说她是周福清的姨太太，不如说她是他买来的侍女。她照料他的生活，管养他的儿子。周福清科场弊案被抓，由死刑改判了无期徒刑。下狱后，他被关进了杭州的监狱，遵其嘱，潘大凤带着周伯升从绍兴来到杭州，在花牌楼租了一间房子住了下来。探监，是她过的日子。这一探，就探了八年。一个年轻女人，带着个不是自己儿子的儿子，守着个狱中风烛残年的老头儿，有何幸福可言？

熬过了八年，周福清意外被释放了。那年戊戌变法失败，光绪被慈禧幽闭。礼部尚书薛允升依例向慈禧进言，说，当初，行贿的信是周福清写的，但行贿的钱不是他的，他也没有因此落什么好处。他已关了好几年了，算是受过了惩罚，不如就放了吧。慈禧刚刚摆平了那帮恼人的维新派，很有成就感，心情十分好，也就愿意做个好人。她缓缓地说，那就放掉算了。

皇帝一句话，周福清险些脑袋落地；太后一句话，周福清恢复了自由身。这是专制时代。这是人治社会。既容易一朝罹祸，也容易一夕平患。

对于周家而言，管他什么专制和人治，老太爷归家了，就该庆祝。

潘大凤结束了探监的日子，也从杭州回到绍兴，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