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中国人为父母服丧的礼仪时已经提及，服丧期理论上定为三年整，但是实际上被仁慈地缩短为二十七个月。在《论语》第十七卷，我们读到孔夫子的一个门徒坚决反对把服丧期定为三年，坚持认为一年就足够了。对于这一点，孔夫子断然回答：在整个三年服丧期里，君子是不能娱乐的，但是倘若这个门徒认为他在缩短的一年里能够娱乐的话，他可以这样做，不过孔夫子明确地把他看作是“非君子”。

这种服丧的礼仪比所有其它的任何职责都重要，儿孙们一生中付出这样多的时间服丧，只有为政府服役时才能免除。极孝的例子是，儿子在父亲或母亲坟旁建一座棚子，整个服丧期里都到棚子里居住。最普遍的方式是仅在坟旁过夜，白天仍像平素一样从事正常职业。然而有一些儿子愿意参加全部仪式，于是沉沦于整个过程，不做任何事情，完全浸透在悲痛中。笔者认识一位这一阶层的人，他极端尽孝，长期守在双亲坟旁，仍然心绪不宁，以至无力承担家业。对中国人来说，这样的行为受到高度赞扬，后果如何，是不加考虑的。礼仪的职责，是必须绝对履行的，没有灵活的余地。

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卖光了土地，甚至拆掉房子，出售木料，为的是准备钱给双亲或者其中一位亲人举行一场像样的葬礼。这样的行为是一个社会的错误，很少有中国人理解这一点，更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实行这种错误的礼仪。这是符合中国人的天性的。符合“礼”，或者是礼节，所以毫无疑问地这样做。

赫克(Huc)神父从他的亲身经历中，找出一个极好例子，说明中国人是如此珍视礼仪和孝行。神父生活在中国南方，在他定居帝国的第一年，有机会派一名信差到北京送信，他想起雇用的一位教师，大概家在北京，一定愿意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给他的老妈妈送一封信，他已经四年没听到妈妈的音信，妈妈不知道她的儿子在什么地方。听说信差马上就要走，那位教师对一位刚在隔壁房间上完课的学生叫道：“到这儿来，拿这张纸，替我给我妈妈写一封信。不要耽搁时间，信差马上要走了。”这个举动使赫克先生感到惊异，询问那位写信的少年是否认识教师的妈妈，才知道这孩子甚至不晓得有这样一个人，于是奇怪地问教师道：“那么，你不告诉他，他怎能知道该说些什么呢?”对这个疑问，教师断然回答：“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已经学做作文一年多了，熟悉许多文雅的客套话。难道你不认为，他完全懂得一人儿子应该怎样给妈妈写信吗?”学生很快回来了，信不仅已经完全写好了，而且已经封好了，教师仅仅加了个亲笔签名。这封信给帝国的任何一位母亲，都是同样适合的，任何一位母亲都将同样高兴地接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