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1933年时年23岁起，至1943年时年33岁止，在短短的10年的青年阶段中，先后创作出了《雷雨》（1933年）、《日出》（1935年）、《原野》（1937年）、《北京人》（1941年）、《全民总动员》（1940年；与宋之的合作）、《蜕变》（1940年）、《家》（1943年；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等等7个剧本，可以不夸张地说其中多部是经典，是传世之作，已经闻名遐迩；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刚刚只有39岁，真可谓年富力强之中年时期的开始，又已经有着厚实的生活经历、深刻的思想阅历和成熟的写作经验，正是应该也完全可能大大施展聪明才智的“黄金”日子，但是，令人根本想不到的是，连他自己也根本想不到的是，他从1949年时年39岁，直到1996年时年86岁辞世的47个春夏秋冬里，也就是中年时期加上老年时期，他却仅仅创作出了《明朗的天》、《胆剑篇》（与梅阡、于是之合作）、《王昭君》等等3个剧本。有人挖苦地说，曹禺在47年之中只写了两个半剧本，因为有一个剧本是与其他人合作写的。更有甚者，有人由于对《王昭君》剧本的艺术质量不够满意，竟然说：“这根本不是出自曹禺先生之手，而是别人炮制出来的冒牌赝品！”——我们沉下心来想想看，10年写出7个剧本与47年写出3个剧本之间的反差，是不是也太大太大了啊？而且，这里不完全是由于身体健康很差的原因，也不简单是由于其他工作太忙顾不上，更绝对不是由于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写，没有了创作的欲望和要求。……不是的，都不是！完全不是！

也许笔者给曹禺老师算的这笔创作账，有些触目惊心，有些残酷吓人，但这些确实是无法改变的、铁一般的历史事实。

写到此处，我们不妨请一位非常了解曹禺老师的见证者，来仔细谈一谈当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形，这就是他的三女儿，也是最有希望“承接父业”的作家万方。

曹禺老师最后的日子是在北京医院里度过的，加起来整整有8年（2848天）之久，在入住医院的前前后后，也许成为他一生当中创作的最低点，或者说是非常缺少活力的“冰点”。

万方这样说——

有时上午他坐在沙发上看报，看着看着睡着了。电话铃一响把他闹醒，电话总是要他开会、题字、看戏、评奖之类的事儿。他一接电话就清醒了，人也精神了，什么事都应承下来，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有活动，有时一天有四个日程，日历本记得满满的：追悼会，法国议会代表团，送机场，英国大使馆，等等。

每次参加活动回来，他都极为疲倦，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沮丧。当然也有挺得意的时候，但这样的时候毕竟不多。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和我说：我是用社会活动来麻痹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他感叹道：这么下去怎么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