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人士不断施加压力，曹禺的《雷雨》被禁，曹禺遭到了宪兵的监视，只得离开江安。此时张骏祥（著名电影导演——引者注）知道他正在写《家》，为曹禺找了一艘停泊在重庆附近的长江轮。曹禺在江轮的餐厅内打着赤膊，背上汗流如注，昼夜不停地写。在船上度过整整一个夏天，终于把《家》全部改编出来。巴金读后欣然肯定。不久，《家》被搬上了舞台，该剧在重庆连演两个月，盛况空前。

1944年，新婚后的巴金同爱妻萧珊先后从贵阳，来到了重庆沙坪坝文化生活出版社任职，此时出版社成了作家们聚会的场所，马宗融、靳以是常客，来往最多的还数曹禺。由于战乱，曹禺很穷，有时只能一天啃两个大烧饼，有时连烧饼也啃不上。在这种时候，他就会跑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每次都受到热情的招待。曹禺像敬重巴金那样敬重善良、贤惠、肯把别人困难当做自己困难的萧珊大嫂。曹禺常说：“巴金夫妇对谁都好，他家里每天都是客人，经常有一桌穷客人，虽然那时日子清苦，但只要到巴金家中一聚，心中的忧闷也就消除了。”巴金就是这样一直如同大哥一样呵护着这位可信赖的小弟。④

同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巴老与曹禺老师的深厚友谊又有了崭新的发展、拓宽和延伸。

这里，我想再引几封曹禺老师晚年已经住进北京医院以后，写给巴老的信。从这些信里，我们不只是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更可以看到两个伟大的人有着多么相似、相同的灵魂，那是美丽而又动人的灵魂。

老巴：

读了你的《怀念萧珊》的文章，我痛哭不止，再也想不到她是这样凄凉、孤独地死去。她受了这许多罪，她为你受了这许多痛苦，你也为她受尽人世间想不到的痛苦。我想不出你在暮年，会遭受这种不可形容的煎熬、苦难。我也想不出萧珊那样坚强，那样深切地爱疼你。她是了不起的母亲，又是你真正的好朋友、好妻子。一个女人会那样伟大，她就在我们一闭上眼睛就看得见的地方。你说，她临终时，她的眼睛“很大，很美，很亮”，她最后一句话是“找李先生”，而不是“找医生”。我从心里看见了，也听见了。从前我只觉得她天真、坦白、热情、率直，我没有看到她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妇女！

我读你的《怀念萧珊》的悼文，一连好几个夜晚，我的泪水从眼角流下去，流到耳朵里。我觉得你是幸运的，我仿佛又到上海看见你桌上放着她的相片，而她又像望着你，那样深情地望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