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曹禺老师在1951年借着开明书店要他重新出版剧作选集的机会，对《雷雨》、《日出》、《北京人》一一作了修改。其中，以对《雷雨》的修改为最大，最多。首先，修改的是鲁侍萍，因为她是剧本里宿命论的代表者和体现者。为此，为了加强她与周朴园的坚决斗争，说出了“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有你这样的父亲就教出这样的孩子（周萍）”的直白生硬台词，使其成为一个敢于直面反抗的具有斗争性格的正面妇女形象；其次，把鲁大海改写成具有工人阶级的品质，有团结有组织的罢工领导者，当场揭露周朴园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和与官府暗中勾结的阴谋；再次，为了把周朴园改得更加反动，增加一个人物即省政府的参议乔松生，与之相互勾结；最后，大力修改了全剧的结尾——周萍按照阶级本性，不可能自杀了；周冲作为资产阶级的开明子弟，也不必触电了；四凤是受压迫、受污辱的穷家弱女子，值得同情，更是不要寻短见了。照此办理，《雷雨》就已经根本不是大悲剧了，与原来的初衷和面目完全变了模样。

我以为，文艺作品的精品也好，经典也好，都不是一个部门所能决定的，更不是一个个人所能决定的。现在有的电视剧刚刚开拍就被宣传成“精品力作”，那只能被看作是自欺又欺不了人的“大忽悠”而已。那么，谁才能有权利决定这件事呢？回答是——历史，以及观众（读者）。比如，几百年过去了，曹雪芹写的《红楼梦》，一如既往地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而且越看越有味道，每看一遍都会有更新的、更深的收获，这自然是精品。与之相比，那些刚刚看完的戏剧，观众还没有走出剧场的大门就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又怎么可以称之为“精品”、“经典”呢？

这里，不妨引上一段年逾古稀的作家王蒙的话：“我从上小学就看《雷雨》，加上看电影，看了七八次，许多台词——特别是第二幕的一些台词我已会背诵。我特别喜欢鲁侍萍回忆三十年前旧事时说的‘那时候还没有用洋火’这句话，我觉得现在的演员（不是北京人艺的朱琳）没有把这句话的沧桑感传达出来。我知道《雷雨》的情节与人物家喻户晓。我的缠足的、基本不识字的外祖母，在我七岁时就向我介绍戏里的人物，她说鲁大海是一个‘匪类’，而蘩漪是一个‘疯子’。”他还说：“《雷雨》已经在中国演了近七十年，七十年长盛不衰。这确实经典（即古典）之作，哪怕说此剧本有所借鉴，不是绝对地百分之百地原创也罢，只要戏好，就站得住，就大放光芒。”也许，这可以算作代表普通人的一种反应和看法。

我们不妨再看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应和看法，周恩来总理光看北京人艺演出的《雷雨》就有七八遍之多。而且，也是可以把其中的精彩台词背诵下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