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往事。

在1951年春暖花开的季节里，曹禺老师和著名女作家丁玲等人一起，到苏联莫斯科，参加著名作家果戈里逝世100周年的重要纪念活动。在此期间，除去参加有关果戈里纪念大会和果戈里铜像揭幕仪式以外，给曹禺老师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在那里先后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经典剧目，似乎是度过了一个高档次的“戏剧节”。比如，有普希金的歌剧《铲形皇后》；也有高尔基的话剧《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其他的人们》、维希涅夫斯基的话剧《列宁在一九一九》、莎士比亚的话剧《无事烦恼》、雷尔顿的话剧《造谣学校》、莫里哀的话剧《伪君子》、博马舍的话剧《费加罗的婚礼》，以及契诃夫的话剧《三姐妹》，等等，真是林林总总，美不胜收。可以这样说，这些优秀剧目不但使曹禺老师格外欣喜地享受了话剧艺术的魅力，更使他的心与那些剧作大师的心靠得近而不可分了。要知道，由于曹禺老师的经历、作品、修养、学识……在他的脑子里，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好剧目，是有着恒定不移的、无法动摇的标准的。

接下来，1952年6月12日，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一个国家级专业的话剧团体——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成立了。并且，周总理亲自推荐由曹禺老师担任院长。从此，曹禺老师的生活、创作和命运开始了一个崭新的篇章。

周总理与曹禺老师是老同学、老朋友，他一向对曹禺老师的各个方面，都非常关注，非常关心。北京人艺成立以前，他们还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然而，在谈到创作的时候，曹禺老师却哑口无言，一时难以答对。因为，曹禺老师心里有着难言之隐的苦衷。如果从1947年写《艳阳天》算起，他已经有整整五年没有动笔写剧本了。说来也许奇怪，对于一个名声显赫、著作等身的剧作家，并非是他不想写，而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写，在创作思想上，旧的抛弃了——只是表面的抛弃，它的根是扎得很深的，新的又没有完全树立起来，可谓处于一片矛盾和混乱之中。开始，他下决心修改旧作《雷雨》和《日出》，并且急急忙忙地动了手，可是改来改去，别人不支持，自己也很难满意。而且，客观上就遭到了许多同行、朋友和观众、读者的一致反对。因此，只好作罢。后来，他也不止一次下过工厂、农村和学校，采访过不少人，积累下许许多多的生活素材。但是他还是不知道应该写什么和怎样来写。这，对于一个一贯要求自己很严格，从来不愿意仓促成章、应付了事的剧作家来说，无疑是一件很苦很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