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曹禺老师面对那些众多的创作素材，究竟应该怎样着手进行创作呢？他真的有些无从下手。首先，恐怕要改变自己已经多年形成的，创作习惯和创作方法。如果按照过去的习惯做法，他大约应该是从构思阶段开始，便在自己的头脑当中，不断地涌现出一些人物、情节、场面、细节，等等，而且都是从少到多、从粗到细、从零到整、从低到高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最后才能慢慢地形成以人物为主的，比较成型的剧本结构。这些都是要在正式动笔以前必须完成的，不可超越的，也是不可更改的。这里，既没有事先预定的概念化主题思想，也没有事先预定的人物发展脉络，更没有全剧最后的固定大结局。甚至连人物最后要说出什么样的台词，最后要有什么样的行动，剧作家都是一时不可预料的，无法掌控的，也说不了那么清楚的。当年，写《雷雨》的时候，前后用了五年时间，就是如此做的。这次写《明朗的天》则是改弦更张，另辟蹊径，完完全全不同了。事后，有一位报社记者做了这样的纪实描述：“写作之前，曹禺同志从对生活的感受当中，就明确了自己写作的思想意图，明确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必须在党的教育下进行思想改造。在这样一个总的意图下，对他的作品的每一个人物和情节都加以仔细地思考和推敲，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它们，以达到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读者的目的。这样一个写作过程，曹禺同志谦虚地说，这在他还是比较生疏的，因此在创作中，他曾碰到不少新的问题，也走过一些弯路，但由于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他终于在去年完成了这个剧本。”

就是如此，曹禺老师开始了崭新的，也是非常艰苦的创作尝试，题材是事先确定下来的，主题也是事先确定下来的，然后，剧作家再根据这些确定下来的整体创作意图设计人物，设计情节，设计结构，设计台词……基本上，走的就是“主题先行”的路子。

北京人艺于1954年12月18日开始公演《明朗的天》，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天天客满，一票难求。每天傍晚在东华门大街的“北京剧场”门前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有看戏的，有等人的，有等票的，有倒票的……谈笑风生，像是过节一样热闹。第一轮演出直到1955年2月25日，将近30场之多，观众满意，好评如潮。当时，这不但是在北京人艺，就是在全国话剧界也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热点、焦点和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