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些评论都是从政治角度出发和落脚的，与其称之为“艺术评论”，不如称之为“政治评论”，那样也许更为恰当一些。

今天，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空磨炼以后，大约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准确地、深刻地看清楚当年编演《明朗的天》那件事的原本面貌了。

毋庸讳言，历史就是这样无情的，也是这样公正的，因而更是这样最有力量的。

《曹禺传》的作者田本相先生关于这件事曾经这样说：“尽管这出戏受过称赞，也获得奖励，但却不是一部具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品。对曹禺来说，其中有许多值得探讨的教训，而对于研究者来说，他的创作上的经验教训就更令人深思了。”

那么，对于这样一部并不具有艺术生命力的剧作，究竟都有着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

或许，我们可以从曹禺老师这次创作与过去创作的对比中，寻找到一些不完全的线索。

曹禺老师到底采用的是一条什么样的创作路子呢？其实也不复杂，就是——题材、体裁预先定下来以后，主题思想预先定下来以后，然后才是根据这些“要件”，由剧作家再去选择人物、设计情节、编写故事，等等。

为此，曹禺老师写作起来自然是相当不顺手的，吃力的，正如他事后所回忆的：“我写《明朗的天》时觉得很难写，我在协和医院搜集了不少素材，但是怎样提炼这一大堆材料，很吃力。你要知道，当时我也是要思想改造的，我也是‘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那么，我写别的知识分子怎么改造好了，实在是琢磨不透彻。有人说凌士湘、尤晓峰的思想转变都没有写好，写得不深刻。你想，连我自己都没有体验过这样一个思想转变过程，要想写得很深刻，那怎么能行呢！那时，协和医院揭发出很多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有一个叫雷曼的，他是脑炎科的，这个美国学者，曾经在69个中国人身上试验他的抽风药，我看了一个电影短片，记录着两个被注射过抽风药的人，在床上剧烈抽风的惨状。据目击者说，抽风的人痛苦得把床上的铁条都弄弯了，汗水渗透被子，一拧就拧出水来。另外，还曾用装满虱子的小匣子绑在病人的手臂上，做回归热和伤寒病的试验，还把梅毒螺旋体接种在病人身上。这些事实，我当时是十分气愤的，觉得帝国主义不把中国人当人。那时，正在抗美援朝，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搞细菌战，所以说，《明朗的天》侧重了抗美援朝和反细菌战。这点，至今我认为仍然是对的，我创作的激情也在这个方面。那么，对江道宗那种人的揭露批判，也是势所必然的。可以说，我在《明朗的天》里写的都还是有真实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