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今天看来，也是不全面，协和医院里的专家，还是为中国的医学事业作过贡献的。那时，就把握不准。尽管当时我很吃力，但仍然是很想去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硬着头皮去写的，但现在看来，是相当被动的，我那时也说不清楚是怎样一种味道。总之，是没有琢磨出道道来，对这个戏还没有琢磨很透彻。”①实际上，曹禺老师当时的政治理念里对于知识分子（包括对他自己）的认识也不过是如此——“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它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也就是说，他所持有的同样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原罪观”。试想，那还怎么可能做出一个真实、客观、公正、全面的艺术表现呢？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想到曹禺老师在晚年发表的一篇重要讲话，一篇维护和捍卫文学创作根本规律的重要讲话。同时，还应该说，这是他多年藏在心底十分想说而一直不能说、不好说、不敢说，又终于说出来的话——

我刚读过《文艺报》上发表的孙犁同志的《文学和生活的路》，谈得很深刻，他那么解释文学的真实性、文学的思想性、政治性是非常合理的。当前，我感到有个极大的问题，无论写戏，写小说，写什么东西要有思想性，思想性我并不反对，但是，怎样体现这种思想性，这就是个问题。现在一出戏，有个官僚主义者，另外必有几个正面人物是代表正确思想的，于是按两种思想写成两种人物，形成两种思想斗争，这样写成一部剧。当然不是那么拙笨的，也有曲折，也有故事，但是，终究避免不了这么一个套子。这种戏需要不需要呢？当然也需要，这就是社会问题剧，针对当前社会上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写出来的，看这些戏也是让人激动的，觉得讲得有道理。过去只敢写生产小队长、大队长的毛病，现在思想放开了，甚至连老干部都敢写出他的问题来。但是，我觉得这样写下去，是很令人担忧的，这是一条很狭窄的路。如果把文学搞成政治需要什么就表现什么，该解决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比如《权与法》，这部戏，即使全国都上演了，是不是《权与法》的问题就解决了，就不再搞特权了，这很难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