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演出了一部苏联的现代戏以后，在一片赞扬声中，我记得只有曹禺同志一个人指出，这个本子只是一个‘二流’的剧本，充其量只是个‘佳构剧’。我也记得自己当时大吃一惊，有那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另一方面，对于真正的艺术精品的出现，曹禺同志非常敏感，十分热情，由衷地兴奋。我记得当他读了老舍先生的《茶馆》第一幕，就兴奋得像个孩子，大声疾呼：这是经典！经典！曹禺同志对艺术的判断，应该说对形成北京人艺后来的剧目方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至于对他自己的作品，曹禺同志则一贯严格，一丝不苟，可以说每一句台词都注进了心血，应该说是位‘苦吟’派的作家。他在语言上的造诣是人所共知的。他笔下的人物，从古代吴越春秋时的帝王将相到近代最下层社会的妓女，他们的语言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既是他尊重生活、不断从生活中汲取营养的结果，也是他勤奋写作、惜墨如金所达到的成就。谈到他的勤奋，我想起六十年代初，我当时应出版界之约，准备翻译挪威剧作家比昂逊的剧本。剧本很难找到，最后还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找到了，我翻译到最后一页，在借书人名单上竟赫然是‘万家宝’的名字！（当然还有一位前辈的名字，就是当时他的同学钱锺书。）后来我与曹禺同志谈到此事，他不但和我谈了比昂逊本人，还向我介绍了这位作家的作品，在‘五四’时期在中国出版、翻译的情况。根据他的介绍，我们居然又找到了‘五四’时期茅盾同志的译本，大大丰富了选集的内容。还有一次，我向他提出，有人认为他的创作曾经受美国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影响。他告诉我根本不是那样。他说，早期他曾得到以法文写作的欧洲作家布里俄的启发，并向我介绍了这位作家的作品和情况。据我所知，这位作家在世界上早已被人遗忘，在中国知道他的人恐怕更少，由此也可以看到曹禺同志渊博的一面。说到他谦虚和对自己作品的严格，我又想起一件事，1980年曹禺同志在阔别三十多年后再度访美，认识了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并约请他来华执导他的成名之作《推销员之死》。曹禺同志和阿瑟·密勒的会见是中美戏剧史上一件大事。一天，在曹禺同志家中便饭后，曹禺同志请阿瑟·密勒观赏他的照片册，在照片册中，占据了很重要地位的，是一封精心裱存的信件，显然已保存多年。这是一封观众来信，其中主要是毫不留情地对曹禺同志作品的批评，其中有些有道理，有些则失之偏颇。曹禺同志当时命我逐句给密勒做了翻译。密勒听后大为感动，认为这是一个伟大作家的风范。多年后，密勒还不时提到此事，认为这是他访华中一次大的收获。……在北京人艺建设中，他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北京人艺专业作家中，这种作用更为突出，这一点我想更直接接受他指导的创作人员感受会更深。他曾经反复提出的一些创作原则和方法曾使他们获益匪浅。例如，他常常强调的，写戏、写人物要写感情，而不是写事件；又例如，在体验生活中，对于对象的‘原话’要牢记，不能由我们自己的干巴巴的八股去代替；还例如，写戏不能平铺直叙，而要‘反着来’；再例如，一出戏最后‘每一块石头都要落地’（指结构），等等。这些有时候好像只是些‘招数’，其实往往包含了很深刻、很丰富的创作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