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再次深刻地提出：“我终究佩服那些‘动手’的，不大佩服那些只‘动嘴’的，‘干’比‘说’有力。真干事的人，使人意气风发，有真实的生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反复地提出：“我认为，我们这些国宝应该创造新的人物、新的生命……但如我们这些有数的、极富教养、文化与很高艺术才能的老演员们不再从事新的创造，以号召、影响、培育、熏陶年轻的舞台戏剧家们，那么，我们便浪费眼前有限几年的光阴，也就是自认老大，承认自己到晚年无能，失去了奋斗勇气。那是可悲的！”

1983年的早春，曹禺老师曾经给《绝对信号》的剧作者高行健和导演林兆华复过这样一封信——

兆华、行健同志与各位参加《绝对信号》演出的同志们：

读来信，十分感动！

所述甚是。《绝对信号》剧组的优异成绩，是北京人艺艺术传统的继续发展。北京人艺从不固步自封、不原地踏步，绝不应抱着那点成就，就总是沾沾自喜，不求前进。人老，常易看不到新事物；机构老，也易容不得新事物。

北京人艺绝不能仅成为保留剧目的博物馆。它是继承了我国话剧传统，却又不断汲取新精神、新形式、开拓广阔艺术疆域的地方。我们需要不同的艺术风格、不同风格剧本来丰富这个剧院的艺术。这将使剧院不致陷于死水一潭。这个剧院当然不抛弃自己通过艰难困苦、奋发创造才获得的所谓“北京人艺风格”，但我们绝不拒绝新的创造来发展、滋养我们的传统。自然，吸收新的精神、新的写作与演出方法不是盲目的，不是随风倒的，而是以我们已有的创新经验与艺术鉴别能力，来吸收各种有益的东西，有思想、有艺术的创造（无论是写作、演出、演技、舞美或是其他）。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剧院的艺术家们已多少有一点这样的水平。

我赞同你们提出的“充分承认舞台的假定性，又令人信服地展示不同的时间、空间和人物的心境”的创作方法，演出方法。其中，“令人信服”四字很重要，不要弄到“我明白了，大家当然应该明白”的地步。此外，我们是八十年代的戏剧家，是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戏剧家，这一点我们随时随地都应该牢记。说起来，这是常谈，但这是必不可少的常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