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巴赞去世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一件非常稀罕的事情：艺术家们向一位评论家致敬！确实，鲁奇诺·维斯康蒂、让·谷克多、罗贝尔·布莱松、马塞尔·卡尔内、路易斯·布努埃尔、奥逊·威尔斯以及费德里科·费里尼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在公开声明以及写给雅尼娜·巴赞的信中表达这样一个想法：十五年来他们发现，巴赞是一个思想开放以及拥有无拘无束的聪明智慧的人，他对他们作品的分析真诚地帮助了他们。

我怎能掩饰达德利·安德鲁的《巴赞传》带给我的喜悦？安德烈·巴赞是我一生中最爱戴和最尊敬的人，他以关心和慈爱将我带入电影界，起初是写作电影评论，后来则搞起了电影制作。

1947年遇到他的时候，我是一个问题少年，当时我十五岁，他三十岁。我到死都不会明白：为什么巴赞和他的妻子雅尼娜会如此关心我，以至于拯救我。他们先是帮助我离开少年管教中心，三年之后又帮助我离开军队监狱和收容所。这个时期，我并不像影迷那样热爱电影，电影对我来说是药物，虽然我充满热情地讨论电影，但是我毫无智慧。

巴赞本身就是智慧。他对卓别林、威尔斯、斯特奇斯、布莱松、雷诺阿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研究赢得了人们的钦佩，使他成为电影评论家，更成为真正的电影作家。

巴赞最初准备从事的职业是教书，而且从来没有背叛自己的教育天职，并将这个天职延伸到他的新闻事业以及为不同人群创立的难以计数的电影俱乐部。幸运的是，在我们建立友谊的最初日子里，我陪同他作讲演并评论卓别林的一些短片，先是在一所多明我会的女修道院，两天之后的午餐时间在一家金属工厂，这些评论深深地吸引着每位听众，并使每位听众加入到讨论中。

巴赞明白，电影既没有失去大众的本质，也没有失去作为一种主要娱乐形式的地位，会及时地成为一种能与更高的艺术比肩的文化现象。在战后的混乱年代，这绝对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巴赞在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预见电影将进入大学课堂。他写道：“总有一天，我们会有一部足有800页的论著，论述 1905至1917年美国电影的喜剧功能或者某种类似的东西，谁敢肯定说这是不严肃的呢？”

但是，巴赞从来没有想到的是，会有一本书完全献给他。

显然，对于认识巴赞来说，达德利·安德鲁太年轻了，但在四年的时间里，安德鲁一直在一丝不苟地工作着。今天我确信，他比任何他采访的人更了解他选择追溯其人生的这个人的品质。

你不得不承认，两个如此相互尊重和关爱的人之间的关系，经常受到一种伟大的谦逊感的制约，阻止他们互诉衷肠，或者过多谈论他们自己。虽然我是巴赞的密友，你也许会说后来我还成了他的养子，但是直至我感到自己在事实上成为他的兄弟的那一刻，我仍然只知道他生活的一部分。在此，这本传记向我披露了我毫无概念的各种细节。

我像读小说一样读这本书，我知道其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虽然巴赞过于短暂的一生没有很多“事件”，但是你可以发现一种个性、一种品质。人们可以围绕巴赞这个人物，一个因善良而出名的人物，构思一部很好的小说。我知道安德烈·纪德曾经说过：“没有良好的情操，就创作不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我可以断言，巴赞的绝对可靠的忠诚以及他的慷慨，使他成为一个让我们惊喜、着迷、兴奋的人，直至我们不得不通过相视一笑来隐藏我们的感情。

如果你看过莱奥·麦卡雷导演的影片《好人萨姆》，你一定记得其中的这样一个角色（加里·库珀扮演），他的利他主义使他陷入了无法摆脱的银幕环境，其中穿插着喜剧性和戏剧性的情节。每次看《好人萨姆》，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巴赞。

比如，我记得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巴赞的一些物品（一只小闹钟、一个锡制水罐和一部照相机）从他的公寓丢失后，巴赞像侦探一样自言自语：“这些盗窃行为不可能发生在白天，因为玛多（巴赞的女管家）在公寓里，所以一定发生在晚上；但是，如果发生在晚上，我不明白为什么普吕托（巴赞的看家狗）没有叫呢？”

过了一段时间，巴赞的女管家生病，不能来他的公寓了。巴赞对妻子说：“可怜的玛多独自一人生病在家，我不确定她能否得到邻居的帮助，所以我要用保温瓶给她送去一些热汤。”他说做就做，来到玛多家，看到玛多确实只能躺在床上。接着，他环顾四周，他看到的第一件物品是什么呢？一只小闹钟，接着是一个锡制水罐和一部照相机，这些都是他家丢失的物品。由于巴赞有非常的幽默感，又有非常的仁慈心，即使在这种荒唐的情景下，他依然首先嘲笑自己。

巴赞去世时只有四十岁。如果他还活着，现在应该将近六十岁了，而且他的存在将帮助驱散笼罩在电影思考领域的浓雾。在1978年成为评论家比在1958年难得多，首先是因为电影制作变得非常多样化，同时电影制作者的野心也在不断膨胀。现在，在任何一个既定电影年度的年末，对于一打有着忠诚信仰的观察者来说，想就那些有机会幸存下来的电影的名字达成一致更加困难。

在巴赞从事写作的时代，许多影片如此缺乏艺术抱负，以至于评论家的角色成了频繁地向一个或另一个普通电影制作人指出他自己从来没有注意到的才能。今天的情况则完全相反，更为经常地发生的事情是，虽然电影制作者的抱负很大，但是他们的抱负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巴赞，如果他还活着，将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我们自己，直至在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目标与我们的风格之间建立一种更好的和谐。

我们怀念安德烈·巴赞。

弗朗索瓦·特吕弗

197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