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14日，在巴黎郊外马恩河畔的诺让小城，许多法国电影导演、演员、评论家、哲学家和诗人聚集到圣萨蒂南教堂，参加安德烈·巴赞的葬礼。看到如此之多衣着庄重的哀悼者送来的堆积如山的鲜花，葬礼的承办者试图拒绝《电影手册》杂志社出钱安排的乞丐般的葬礼。雅克·多尼奥尔-瓦尔克罗兹曾经与巴赞共同创立《电影手册》杂志，他解释说，二十年的教学、组织和写作活动，没有让巴赞变得富裕起来，巴赞的妻儿必须尽最大可能地节省开支。发生在教堂外面的争论几将爆发，虽然雅克·多尼奥尔-瓦尔克罗兹在这场争论中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不得不按部就班地参加完这次由不情愿的承办者举办的葬礼。

人们对一个穷人被如此风光地安葬产生怀疑，这是绝对无可厚非的事情。葬礼上，巴赞最亲密的老朋友居伊·莱热献上了一首庄严的安魂弥撒曲；葬礼结束后，人们准备步入秋日的阳光，法国最大的日报《自由巴黎人》创办者暨总编辑克劳德·贝朗热为巴赞献上了一份正式颂词，这份颂词蕴含的强烈感情使在场的每一个人感到意外：

谁能充分解释巴赞每时每刻表现出来的天赋？他同时拥有激情与清醒，探索精神与分析精神，好奇与坚信。他深知以内在的真理令人信服的道理，而不是以提高语调和嗓门的方式强迫人们接受他的观点。他的工作过早中断了，但他完成了被他视作使命的工作。事情确实如此。今天看来，他就像一门年轻艺术的传教士，并为这门年轻艺术倾注了自己的心力，无限的精神力量和有限的身体力量。他的眼神经常浮现在我们眼前，神采奕奕，平静安详，真挚诚恳，梦想着顷刻间点燃被理解和表达的渴望之火。他的眼神永远不会被我们遗忘……他是一位大师。

接着，电影评论家协会主席罗歇·雷让、国家电影中心主任雅克·弗洛发表了各自的评价。这三个人当中谁都没有特别近距离地接触过生活中的巴赞，但是他们各自代表着一个文化部门，这些部门想肯定巴赞的评论在电影发展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几天后，巴赞的密友开始对这些正式颂词发表个人看法，特别是将它们发表在与巴赞有密切联系的报刊。比如，鲁奇诺·维斯康蒂、马塞尔·卡尔内、雷内·克雷芒、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以及经常沉默不语的罗贝尔·布莱松，在《法兰西观察家》杂志证实了巴赞对他们的工作的重要性。克劳德·奥当-拉哈称赞了巴赞的直率与正直，尽管巴赞的这些品质在他对奥当-拉哈的电影的严厉评论中已经得到再好不过的体现。一周后，同一杂志刊登了让·雷诺阿的文章，雷诺阿在这篇独特而优雅的文章中说，只有巴赞告诉过他，他的电影中存在着法国的传统，并让他看到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他创造了一种民族艺术，我在仔细阅读他的文章之后，改变了自己的电影拍摄计划。”

1959年1月出版的《电影手册》（总第91期）全部献给了巴赞。多尼奥尔-瓦尔克罗兹约请巴赞的几位密友写作了八篇短文，并将这些文章编排成了研究巴赞人格与使命发展历程的编年史。此外，多尼奥尔-瓦尔克罗兹还发表了一系列向巴赞致敬的短文，其中包括布莱松、布努埃尔、谷克多、费里尼、冈斯、朗格卢瓦以及让·雷诺阿再次写作的令人感动的文章。这期《电影手册》成为了引人瞩目和令人感动的见证。还有很多其他的敬意也献给了巴赞，主要来自《精神》杂志和威尼斯电影节。罗贝尔托·罗西里尼连续两年将威尼斯电影节献给巴赞，因为巴赞使二战后的意大利电影为法国和世界所认识。

在所有这些见证、颂词和回忆背后，隐藏着一种比单纯的奉承更加深沉和更有说服力的氛围，好像在很大程度上法国文化界埋葬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特吕弗在《电影手册》发表的文章题为《活着真好》，这并非他一个人的担心，随同巴赞被埋葬的是一种文化视野与事业。自11月14日巴赞被安葬以来，法国知识界的重要人士翘首企盼1960年代的到来，这个年代的世界即使不比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世界更加凶险，至少也更加混乱。

巴赞去世的那一年，确实是法国的一个重要年份。1958年底，几乎所有在巴赞的帮助下变得生机勃勃的团体都处在有意义的、伟大的而又不可避免地处于妥协的地位。最重要的，正是在这一年，《电影手册》的评论家们闯入了电影制作领域。巴赞一直在通过斗争催生一种新电影，当《四百下》和《广岛之恋》在1959年的戛纳电影节作为“新浪潮”咆哮而至，这种新电影终于诞生了。巴赞没有亲眼看到这场斗争的胜利，但他肯定已经感觉到了这场胜利的必然性：他曾经帮助夏布罗尔制作《漂亮的塞尔日》；他曾经看到里维特开拍《巴黎属于我们》时付出的艰辛努力；他曾经倾听戈达尔大声讲述自己正在不惜一切代价制作的影片。巴赞去世的日期很有戏剧性。他去世的当天，特吕弗拍摄了《四百下》的第一组镜头，11月14日路易·马勒的《情人们》在香榭丽舍电影院震撼了观众。一个新的电影时代开始了。《电影手册》的一帮年轻的恶作剧制造者们坐在办公桌后面通过电话与制片人讨价还价。1961年，新浪潮最初的热情退却后，让很多人惊讶的是：那种单纯的革命精神出了什么问题，道德的泾渭分明出了什么问题，所有这些都被埋葬在诺让了吗？

当然，1958和1959年，不仅法国电影领域的新势力占据了支配地位，而且法国政治领域的新势力也在日益崛起。夏尔·戴高乐踏着自己对文化的希望与承诺的浪潮走进了总统办公室。1940年代曾被巴赞奉为楷模的安德烈·马尔罗被任命为文化部长。战后年代的政治幻想，巴赞、穆尼耶、萨特以及许多其他人的幻想似乎最终开始实现了。然而，从任何意义上说，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作戴高乐主义者，无疑是他们的遗产鼓舞了这种文化革新精神的微弱光芒。

《精神》杂志是巴赞感到与之关系最密切的刊物，这家杂志的政策也在发生改变。它越来越多地关注政治事件，远离了1950至1958年在伟大的批评家阿尔贝·贝甘领导下所遵循的总体上的抽象哲学导向。贝甘去世于巴赞之前仅仅几个月，《精神》杂志由让-马利·多梅纳克领导，他希望对政府产生实在的影响，认为政府也有可能被《精神》这样的杂志影响。但是，马尔罗对政界感到失望。在某种程度上，1968年5月的社会动乱是对他企图宣传和维护的“文化”的愤怒回应。1974年，文化部这个特别的部门被降级，法国人对这件事几乎没有感觉。

巴赞的去世，恰逢一个电影评论黄金时代的终结。巴赞的文集《电影是什么？》（第1卷出版于巴赞去世后两个月）有助于展示更加严格的学术领域，这个学术领域在1960年代中期让·米特里和克里斯蒂安·麦茨的著作出版后得到确立。当前的电影理论家，包括那些对巴赞的观念怀有敌意的理论家，无不对巴赞感到惊讶，因为巴赞在1958年就已拥有完整的有条理的以及彻底的电影人文主义观点。今天，电影被看作一个如此广泛的主题，以至于理论家充其量只能研究这个主题的一小部分。

巴赞刚好去世于电影走进大学课堂这场运动之前。他曾经通过电影俱乐部、讲座以及发表文章开展教学活动。现在有很多人靠电影教学为生（他们的处境远远优于巴赞），大多数教师在回首过去时都渴望过去的时代，那时人们对电影的反应发生在自然的场所，而不是温床般的大学。电影理论如今只是获得承认的学科而非自发的活动，电影被看作研究领域而非人类的现实。

巴赞会如何面对这样一些显著的“成功”呢？比如，《电影手册》的评论家掀起的新浪潮电影制作高峰，马尔罗发动的法国大众文化运动，《精神》杂志实在的政治食粮，以及电影学术出现在法国大学？令人产生兴趣的是看到巴赞在本质上不同于我们这些人，令人暗自欣慰的是他的早逝避免了一场在他的率真与1960年代他感兴趣的所有生活领域的复杂与妥协之间难以想象的冲突。事实上，巴赞因此被视为新的亚当或者现代的圣·弗朗西斯，挣脱了扭曲我们的观念与行动的原罪。雷诺阿说，巴赞是这个混乱而自我放纵的世界的一个特别的创造，一个“有用的存在”。克劳德·贝利走得更远，他引用让·季洛杜的话说，巴赞是“一个杰出的人，‘这类人通过一个小气囊的力量摆脱地球引力和物理约束，这个小气囊使他们在没有空间的生活中自由地运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精神’。为了更换轮胎，他必须把全部重量压在千斤顶上，但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对空间来说，他太轻了”。这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形象，这个纯净的气囊自由地滑翔在现代文明浓密的瘴气般的云雾中。然而，巴赞是不会欣赏这个形象的。他的质朴与善良，是他通过斗争获得的观念与理解的产物。如同任何其他人，他努力克服无知、不自信和不诚实。他在社会中必须斗争。他在年轻时就有幸认识到，只有通过对艺术、科学、政治、哲学、经济学以及社会称为“文化”的所有其他学科进行非常繁重的研究，才能达到“无重状态”。

据说，特吕弗拍摄影片《野孩子》，是为了赞扬巴赞对那个不会表达自己内心思想的悲惨少年即特吕弗产生的文明的影响。但是，那个野孩子本身也是巴赞的一个形象，巴赞对自然的难以抑制的爱恋，以及难以言说的个体孤独，只能存在于社团中。这场进入社团的战斗需要眼睛、心智与口舌共同努力。巴赞不得不教会自己观察、思考和表达。他那确确实实的口吃，意味着他要开展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以便阐明自己的生活以及让自己的生活对社会有益。

巴赞一生的故事，只有放在他生活的社会的大背景下才有意义。巴赞的成年生活开始于法国政治与电影组织的零点状态。当时的法国政府是纳粹德国强加给法国的，当时的电影是宣传维希的政策，而不是在自由状态下进行制作的制片厂强行制作的。巴赞从早年的怀疑和犹豫中获得的个人解放，发生在1944年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解放时期。与此类似，巴赞不断增长的个人意识与潜能绽放了个人电影的思想之花，他比任何其他的同龄人更加努力地培育这朵思想之花，最终结出了“新浪潮”之果。巴赞将自身的发展与电影的发展密切地结合起来，并且通过电影与法国社会结为一个整体。在我们这个世纪，很少有人如此幸福以及如此硕果累累。

巴赞不止一次地被称为“电影界的亚里士多德”，因为他试图成为第一个在这片未开垦领地的所有地带制定原则的人。他的思想很有价值，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广为人知。如同所有的思想，他的思想既引起争议又赢得支持。但是，既无价值又不出名而且无可争议的是这些思想与他的生活环境的有机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应该更恰当地被比作苏格拉底，因为他的卓越技能是辩证的，他的逻辑服务于他遭遇的任何处境。本书希望在他的生活环境和他的时代文化生活中探寻他的思想，这种探寻将通过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以及那些思想和那种人生力量而履行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