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4月18日，安德烈·巴赞出生在始建于中世纪的城市昂热，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我们熟悉的法国现代文明即将开始。他的父亲是银行职员，1923年带领全家迁往拉罗谢尔的大西洋城，并且谋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巴赞常回昂热探望祖母，祖母似乎比父母更喜欢他。拉罗谢尔的新家比较简陋，位于一条溪流旁边。巴赞喜欢新家，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更乐于向巴黎的同伴们炫耀新家的原始魅力，而不是父母为获得“更现代化和更舒适”的生活而拼命工作带来的烦恼。

巴赞小时候就表现出了对书本和思想的热爱以及对自然和动物的激情。他积极主动地自学，到了勉强可以上学的年龄，他的房间已经布满书刊杂志，大部分读物反映了他对自然和动物的兴趣。拉罗谢尔位于大西洋岸边，波尔多之北，地形地貌丰富。孩童时代的巴赞整天独自游玩于森林、丘陵、河床与海滩，收集岩石和化石。

巴赞记得每一件新得到或新发现的东西的名字，并将这个爱好扩展到收养动物。巴赞的母亲回忆说，本地动物园已不能满足巴赞的兴趣，于是他就将家里的阳台改造成一个小丛林。他将植物和石头制成盆景，然后在其中放置他的财富，也就是他在游玩时搜集的小啮齿目动物和蜥蜴。他搜集的大部分动物都放在盒子里，但是海龟始终可以在外面自由爬行。巴赞在生命最后几年为法国广播电视局的导演们熟知，因为他经常打电话责骂他们制作的野生动物节目中的失误。对巴赞来说，以俗名称呼动物是重大失误，学名比俗名更能让人准确地辨认动物。

巴赞终生与动物相伴。在占领时期的巴黎，他只能养活几只小猫，但他经常去植物园里的动物园，并以制定详细的乡村远足计划闻名。巴赞的一位早期女友回忆说，巴赞带她去郊游时，身上缠着蛇，脸上挂着笑。巴赞婚后因病经常待在家中，但他在郊区的房子里养着各种动物，猫和狗是不可少的，还有很多种类的鸟。巴赞对动物的爱好异乎寻常，来访者惊恐地看到巴赞年幼的儿子弗洛朗与家里养的大蜥蜴一起爬来爬去。弗洛朗年龄稍大一点，父子两人一起搜集蝴蝶、昆虫，以及种类多得难以计数的蜥蜴，并对这些动物进行分类。

1954年冬天的一天晚上，巴赞的妻子雅尼娜正在准备晚餐，巴赞带着他在《精神》杂志社工作的同事让-马利·多梅纳克进入家门，雅尼娜早已习惯客人突然造访，高兴地去迎接，直至看到巴赞将家里的第三个成员也介绍给客人，这是一条长约三十厘米的小鳄鱼，不停地使劲地甩尾巴。雅尼娜不想让这只鳄鱼与儿子一起在地板上乱爬，于是巴赞将它放到了浴室。雅尼娜无法喜爱这个新的宠物，巴赞去巴西参加电影节期间，她的这种情绪突然加剧，因为她不仅要照看她所说的“缠绕的两栖动物”，而且她与儿子两个星期不能洗澡。巴赞回家时，肩膀上蹲着一只巴西鹦鹉。这条鳄鱼长得很快，巴赞马上为它做了一个盒子，据说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成功的手工制作。不久，巴赞由于健康原因被安排到南方生活，带着他的儿子，他的狗和猫。但是，巴赞仍然感到寂寞，于是请求雅尼娜为他送去鳄鱼，雅尼娜拒绝了。这只鳄鱼的体型已经很大了，而且性情反复无常，因此非常危险。最后，她在没有告诉丈夫的情况下，将鳄鱼“寄养”到了法国海外博物馆。当一家人带着宠物从南方回到家时，巴赞也认为将鳄鱼放在这个地方更好。事实表明，这件事确实给巴赞一家和他们的宠物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也给鳄鱼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这样它就能在更广阔的空间里活动了。同时，这件事给博物馆带来了最大的好处。几年之后，人们可以透过一面玻璃墙观赏这只法国最凶猛的两栖动物，玻璃墙上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安德烈·巴赞夫妻捐赠”。

有趣的是，认识巴赞对动物的喜爱是认识巴赞人格的一个关键。动物的处境，很好地反映了巴赞一生深刻感受的自由与束缚之间的张力。动物看似自由，却因先天的本能模型而受到限制。处于囚禁状态的动物，在巴赞充满同情和善于分析的目光下，时而让人惊奇，时而让人满足。经常，巴赞在对一只蜥蜴进行很长时间的观察后，将它放回本来受到“自然”束缚的天地中。巴赞关于自由与限制的观念相当复杂，来自他在基督教兄弟会学校上学时的启蒙老师。这个世界充满如此复杂的规则，以至于敏锐的观察者时常都感到惊奇。电影将为他提供一种观察手段和特别惊奇的源泉。但是，世界及其创造物之间又似乎充满难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议的自由。新的规则每天都被创造，观察者只能接触不断进化的宇宙，经常修改甚至放弃自己的理论。同样，电影将给巴赞提供不断接触宇宙的机会。

环绕在巴赞周围的动物、岩石和植物，给了他一种原始的力量与灵感。他讨厌过于秩序化的环境，那是样板式的公寓或艺术展示，同时他又不主张混乱：他寻找偶然事物，保留着其他组织的可能性，以及隐藏着有待发现的惊奇与事物的临时环境组织。这种品质正是巴赞在新现实主义电影中发现并极力赞扬的品质，而且作为评论家的他，异乎寻常地与这种品质合拍。巴赞能够感受到他面对的任何事物的特殊生命气息。雅尼娜说，两栖动物最让巴赞着迷，尽管他一生都在研究它们，但是他仍然不能很好地想象它们是如何体验这个世界的。有时，他会连续几个小时观察它们，甚至模仿它们，试图看其所看，感其所感。这种交感想象的天赋是他的批评力的秘密：对一个准备侵入一只大蜥蜴的意识的人来说，这种布努埃尔式的意识并非一个不可能的问题。巴赞看电影时，电影仿佛是被暂时捕获的动物。他赋予电影自由存在的尊严，让自己在这个存在中滑行，直至他的最佳时刻到来，这时他与另一个意识的世界融为一体，能够描述它的结构和规则。如同克劳德·罗伊所说：“他的慷慨绝非含糊或混乱。这是一种达到真实的方法，如同萨特的方法——侵入真实，从背后获取真实……巴赞很有教养，但他总想看到新的没有教养的事物——就像镜头，这个镜头只装备了注意力与他的慷慨之爱。”

巴赞刚上小学的那几年是在拉罗谢尔基督教兄弟会学校度过的，年幼的巴赞虽然迷恋数学与科学，但他的各门功课都很优秀。他听话好学，并且养成了通过各种调查手段发掘事物的神学和哲学含义的习惯。十二岁那年，巴赞跟随家人迁到巴黎西北部。首都及其附近的社区学校远远优于法国大部分其他地区的学校，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给儿子的潜在天赋创造一个机会，父母才从大西洋岸边迁到巴黎郊区，以便让孩子进入严格而富有竞争力的法国学校体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上层资产阶级家庭往往将孩子送到这样一些中学读书，这些中学毕业的优等生一般能考取索邦大学，或者位于巴黎乌姆街的高等师范学校。巴赞始终蔑视这种教育多少有些浮夸的本性，从公立高中开始，他被送到培养劳动者的教育体制。在这种体制里，科学与技术训练代替了中学的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教育。公立学校的优等生一般能考取圣克鲁高等师范学校，这正是巴赞进入库尔贝瓦高中时，就怀着很大的忧虑而渴望考取的学校。他有理由忧虑：不仅因为这是一所巴黎的学校，而且因为它是一所世俗以及被认为远比基督教兄弟会学校有竞争力的学校。巴赞很快就在这种激烈环境中找到自己的道路，第一年就获得政府奖学金，而且三年期间一直是最优秀的学生。他给其中的一位老师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1933年夏天学校奖励他去意大利旅行。这次旅行期间，他第一次拍了照片，特别是在威尼斯这个他经常想再去旅行的城市。而且在这次旅行中，他在老师的影响下决定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教育事业。

巴赞十五岁的时候，就拿到了有别于库尔贝瓦高中的毕业证，他申请进入了一家师范学校的培训机构，开始了他的教育职业培训。法国的每个政府机构（当时有84个）都有这类师范学校，巴赞回到拉罗谢尔，他的父母迁回了这个地方。在这里，他表现得像过去一样好，甚至比过去更好。巴赞毕业后，他的法语期末考试试卷在好几年期间都被作为作文的范文。他的母亲回忆说，当时巴赞对此感到惊讶，因为法语是他最不感兴趣的科目。最能表现他的个性的是，他谴责自己没有在其他领域表现得如此完美，而且他担心朋友们的命运，他的朋友们因在圣克鲁高等师范学校招生考试中受挫而气馁。他们都将成为拉罗谢尔及周边地区的小学教师，然而巴赞却想进入圣克鲁，因为从这所学校毕业后，他不仅可以在更高级的学校教书，而且能在法国教育官僚机构占据一个有影响的位置。他已有了关于教育改革的充满热情的观点，并开始满怀热情和谦逊地期盼着有一天能在法国众多的同类学校体制实现重大变革。

他在圣克鲁高等师范学校作自我介绍时，考官们拒绝他参加入学考试。他被告知他比大多数申请者年龄小，而且他的健康状况不佳。考官们建议他等一年，先到附近的凡尔赛师范学校准备入学考试。这就意味着，说他的健康状况有问题是不能确定的。他的身体从来都不健壮，甚至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的身体是孱弱的，然而直到此时，他既没有严重的疾病也没有疾病的征兆。

无论如何，这次他早有预料的延迟没有使他泄气，在凡尔赛度过的一年展露了他对艺术的浓厚兴趣。他阅览了图书馆的所有哲学与文学书籍。他频繁光顾巴黎的影剧院，并阅读所有的艺术和文化类杂志。这种新的激情，使得春季入学考试前长达一年的紧张学习变得不再难以忍受。

巴赞对这次考试只抱微弱的希望，因为84所地方师范学校的绝大部分学生都在想方设法地考取圣克鲁。几乎无人能够一次通过考试，事实上巴赞在报考时就已非常沮丧。几天后，按照成绩高低排列的录取名单贴到学校外面，巴赞一个人静静地站在人群外，希望找到自己的名字。后来他靠近名单，用手捂住其他人的名单，从下往上逐个地看名单。他从第二十名看到第十五名，仍然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泄气地走开了，但他并不感到惊讶。几个小时后，巴赞的一个同学跑来向他祝贺，巴赞跑回去重看名单，才发现自己名列第七。他为自己的“幸运”感到惊讶，并且花了整夜时间安慰那些他曾经认为是凡尔赛的耀眼之星而现在名落孙山的朋友们。

因此，1938年秋，巴赞的未来显得很有保障。由于考试成功，他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奖学金，保证了他在未来三四年的生活来源。这笔奖学金使他能够住在巴黎附近，他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在巴黎，他对艺术和文化的兴趣才能得到发展。在圣克鲁，他追赶当时所谓的“现代”教育，与拉丁区乌姆街的对手的古典教育形成对比。巴赞在这里接受了最终的正式的科学教育，并开始深入学习文学、艺术和哲学，他是在文学系就读的。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实证主义”渗透于法国高等教育的目标和方法之中。比如在文学方面，老师教导学生说，要用众所周知的朗松式的事实文学史的方法补充“文本细读”的严格规则，每个文本都要以这种方法分门别类地归入恰当的传记体和社会学类别。圣克鲁作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堡垒，无意中培养了整整一代反叛其冷酷的伪科学训练的学生。于是，学生们开始讨论课堂之外的其他可能性，直接的可能性是组织学习小组、阅读报刊、参加校外讲座，间接的可能性是关注当时的主流文学、艺术和哲学发展。

几乎没有人可以夸张地将这股逆流归因于一个人的思想和力量，亨利·柏格森的思想和力量。1938年，柏格森虽然几乎走到了事业的尽头，但他可以回顾并通过这些学习小组和报刊看到自己在世纪之交发展的观点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柏格森出现在巴赞每天呼吸的空气中，因为巴赞处在圣克鲁学生活动的中心，他的智性生命更多地成长于课堂外而不是课堂上，他非正式地接受了柏格森主义教育而不是实证主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