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天晴了，阳光灿烂，阴云已经散尽。我醒来的时候，嘴里好像塞着一只驾驶汽车戴的手套。我喝了两±咖啡，看了几张晨报。哪一张报也没有登载阿瑟·格温·盖格先生事件的报道。我正在想法弄平我被雨淋湿的外衣上的褶子，电话铃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地方检察官的侦探长伯尼·奥尔斯；这次我给斯特恩伍德将军办事就是他牵的线。

“怎么样，身体好吗？”他说。从讲话的语调听来，他的觉睡得很好，也没有欠别人许多债。

“我昨天酒喝多了。”我说。

“嘿嘿。”他不很在意地笑了两声，接着又用更为随便的、警察惯用的那种故意装作漫不经心的语气说，“见了斯特恩伍德将军了吗？”

“嗯——哼。”

“替他办了点儿事吗？”

“雨下得太大了。”我回答，如果这也算得上回答的话。

“这一家人好像不是出这件事就是出那件事。他们家哪个人的一辆大别克在里多渔轮码头一带掉进海里去了。”

我使劲握住听筒，差点儿要把它攥碎了。我连呼吸也屏住了。

“一点儿不错，”奥尔斯幸灾乐祸地说，“一辆崭新的、漂亮的别克大轿车让沙子和海水弄得一塌糊涂……啊，我差点儿忘了，车里还有一个人呢。”

我慢慢地往外呼气；我的呼吸好像就悬在我的嘴唇上。“是不是里甘？”我问。

“什么？谁？啊，你说的是他们家的大女儿跟他交上朋友、后来又结了婚的那个私酒贩子。我没见过这个人。他能在那地方搞什么名堂？”

“别说废话了。你说有谁能在那地方找乐子？”

“我哪儿知道，老兄。我要去现场看看。要不要同我跑一趟？”

“好吧。”

“那就快一点儿，”他说，“我在办公室里等你。”

我刮了个脸，穿好衣服，随便吃了些早餐，不到一个钟头就到了法院。我乘电梯上了七楼，走到地方检察官下属们办公的一排办公室。奥尔斯的办公室并不比别的房间大，但是他一个人占了一间。办公桌上除了一本记录册、一套廉价的墨水壶和蘸水笔以及他的一顶帽子和一只脚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奥尔斯生得中等身材，μ黄的头发，雪白的眉毛又硬又直。他的目光恬静，牙齿整齐，相貌一点儿也不惊人，但是我凑巧知道他打死过九个人——其中有三个是在这些人已经拿枪对着他的时候，或至少有人认为这些人已经拿枪对着他的时候。

他站起身来，把一扁盒牌子叫“幕间休息”的小雪茄揣在口袋里，嘴里衔着的一支上下摇动着，仰着头仔细打量了我一阵。

“不是里甘，”他说，“我核对过了。里甘是个大个子，同你一般高，比你还重一些。这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我什么也没说。

“里甘为什么溜掉了？”奥尔斯问，“你对这件事感兴趣吗？”

“没什么兴趣。”我说。

“如果一个贩运私酒的人同一位阔小姐结了婚，然后又扔掉他的漂亮太太和几百万家私，不辞而别——这件事连我都得动脑筋想想。我猜想你认为这是他家里的一件秘密，不该随便乱说。”

“嗯——哼。”

“好吧，那你就别说了，孩子。我一点儿也不生气。”他走到桌子这一边，拍了拍口袋，从桌上拿起帽子来。

“我不是在寻找里甘。”我说。

他把门上了锁，我们走到楼下公用汽车停车场，上了一辆蓝色小轿车。我们驶出日落大道，为了闯红灯偶然响几声警报器。这是一个凉爽的早晨，空气里略微有些寒意，刚好使你觉得生活又单纯又美好，假如你心里没压着什么重东西的话。而我的心却很沉重。

奥尔斯全程只用了三刻钟。三刻钟以后，汽车滑行了一段，在一座褪了色的拱门前边停住。我把腿从车厢里迈出来，我们下了车。一条栈桥从拱门伸向海里，桥两边安着二乘四英寸的白柱子栏杆。一小群人正在栈桥的最外端向海里探望；一个乘摩托车的警官在拱门下边拦着另外一些想到栈桥上去的人。公路两旁停着不少辆汽车，都是些看热闹的人，有男的也有女的。奥尔斯给警官看了看自己的徽章，我们俩走上栈桥，一股刺鼻的鱼腥气味扑鼻而来，一夜大雨并没有使这股腥味有所减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