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班有这么大的排场和投入力度，完全靠演出市场支撑。尤其在清中期戏剧大兴的时代，戏班、伶人能过上好日子，就是因为市场有刚性需求。而那时最刚性的市场，在扬州。

由于水运中断，扬州这个城市到近现代堕落了。但在当年却是世界上的梦幻之都，是大清朝的好莱坞，也是戏剧大兴之地。

乾隆下江南时，每次走到扬州都会停下来不肯走，因为这里有戏可看。六次南巡，只要他走到附近的杭州或浙江一带，都会假装有事绕远路也要巡幸扬州。

乾隆南巡图扬州当时有多好呢？

人称现代徐霞客的浙江学者曹聚仁在他的《万里行记》中讲，“百年以前，扬州是中国最热闹的大城市，与西安、北京、洛阳齐名，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与巴黎、伦敦、罗马、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并列，可见其繁荣程度。”这种地位，大概相当于现在上海在中国的地位。

一座城市的兴衰，主要指标就是这个城市的财富。扬州富庶，是因为盐商。明清巨富有“北安西亢”或“南季北亢”的说法，“安”、“季”、“亢”这些说的都是家族姓氏。这三大家族曾经是中国最富有的人，无一例外都是从扬州发家的盐商。这些盐商，个个都是富可敌国的角色。

孙静安《栖霞阁野乘》卷下“季亢二家之富”一条讲，“江南泰兴季氏，与山西平阳亢氏，俱以富闻于天下……亢家园在山西平阳城外，中设宝座，盖康熙时尝临幸焉。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画，婢媵皆作吴中装束。康熙中，《长生殿》传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馀万。”本书前文说的用好几吨白银排戏的，就是扬州发家的大盐商季家。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卷三“富室”称，“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扬州画舫录》卷九对盐商亢氏在扬州的庞大家业，有这样一段描写：“亢园（作者按：扬州瘦西湖前身）在小秦淮。初，亢氏业盐，与安氏齐名，谓之‘北安西亢’。亢氏构园城阴，长里许，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亢家在自己家地面上筑了一座城，长一里见方，有四个炮楼，沿护城河还盖了一百间房子，位于扬州市中心。这相当于现在在上海金融广场旁边，圈一块地建一个私人城郭，可见财力惊人。

有钱人平时没啥事，只得夜夜笙歌，天天听戏。听一出戏“费镪四十馀万”很平常。有这些“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的大富豪存在，扬州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戏曲消费市场。伶人们把扬州当作淘金的圣地，各地班社蜂拥而至，落地生根，日子过得相当红火。

在日常火爆的剧场演出业务之外，戏班们还给这些挥金如土的富豪做专场堂会演出，收入丰厚。围绕戏曲产业的周边产业也随之兴旺发达，如行头、乐器、道具生产、伶人培训、演出宣传、戏台承建等等。在扬州地面上有头有脸的盐商，不养个家用戏班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清代乡间戏台

乾隆六下江南，这些富商的家班派上了用场。当时曾有九个著名戏班：徐尚志的“老徐班”、黄元德的“黄班”、张大安的“张班”、汪启源“汪班”、程谦德的“程班”、洪充实的“洪班”、江广达的“德音班”和“春台班”、“维扬广德太平班”。他们轮番伺候老佛爷，老佛爷看得眉飞色舞，都不想回北京了。有记载，1768年这次，两淮盐商不算拍戏费用，仅人吃马喂的招待费就花了四百六十七万两银子。

乾隆老佛爷的恩泽，又反过来推动了扬州戏剧更加繁荣。政府把扬州指定为戏剧审查机构的所在地，戏班子通过扬州的选拔，才可以登堂入室，上达天听。扬州乃至南方戏剧因此进入了全盛时期。

有足够大的市场，就形成了竞争，竞争又促进了发展。为提高演出质量，各班社不惜工本，加大投入。有实力的戏班，不但对当前的主要演员高规格选聘、挖角，而且大批采买幼童，由全国各地聘请良师，长期培养、训练，进行长远投资，形成了早期的伶人科班。

最离谱的是，有的戏班甚至提供优厚待遇，养了一批精于词曲的当世才子做专业戏剧编导。才子本来属士人阶层，是国家名义上的主流精英，这样做就像改革开放初期有大学教授上街摆地摊一样。其实，这也体现了森严的中华帝国等级制度出现了乱象。

不过，这些士人的参与，也确实使得扬州戏班呈现出了所谓“聚众美而大备”的执业精神。这种精神成了梨园行普遍的行业现象，“戏班子”成为了扬州地面的城市标志。

在乾隆五十五年，一道圣旨传到闽浙总督衙门。扬州，再次成为了给老佛爷晋戏的主力。

高朗亭后来进京搭的三庆班，开始酝酿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