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五年，“万寿盛典”进京献戏的政治任务传达到了扬州地面。

扬州开始组织进京戏班，戏班的目标设定在为给乾隆八十寿诞献礼的规格。这是必须圆满完成的政治任务，必须代表当时戏剧界的最高水平。

这两个“必须”，使做这件事的投入成了一个无底洞。除了需要大富豪的财力，背后还要有政府的推手才能办到。其实“政府支持”，说容易倒也容易。在扬州这里，只要伍拉纳支持就行了。在闽浙地区，伍拉纳本人就是政府。

伍拉纳，全名爱新觉罗·伍拉纳。满洲正黄旗。乾隆五十四年，授闽浙总督。

总督的头衔，是人人羡慕的封疆大吏。贵为帝胄，财、政、军大权一手抓，如同土皇帝。这种官职到民国时依旧沿用，民国时的割据军阀就是总督。伍拉纳是个杀伐决断的实权派，武功赫赫，获赏花翎。如今搞献礼戏班，也成了其责权范围。

乾隆几十年内六下江南，使伍拉纳对当今圣上的喜好了如指掌。圣旨下来让寿诞献礼，闽浙作为戏曲窝子，露脸的时候到了。他揣摩良久，首选无疑是徽班！

徽班，就是以安徽人为骨干的戏班。当时的戏剧还是以苏州人的苏班昆曲为主流，是正统的雅部雅乐。一般宫廷演剧，或者民间正经的场合，都要上苏班昆曲。苏班长久以来，也一直占据着扬州演艺市场的主流地位。

但是流行、时尚这种事，总是在变化的。在清中期上半段，情况就出了变化。

在不久前的一段时间，有徽商从安徽安庆引进了徽班伶人来到扬州。徽班不像苏班那样拘泥传统，他们汇合四方之人、五方之音，博采众长，主打徽调二黄腔（作者按：二黄，也作二簧，京剧声腔中的一种）。

戏剧演出市场，在发展过程中本来就有一种喜新厌旧的客观规律。所以，梨园行也一直是用跑码头、走四方的方式适应这种市场规律。在扬州这种固定据点进行发展，就要求戏班具备自我更新的能力。扬州地方的苏班昆曲常驻此处，由于剧种局限或者是长久以来的道统继承者的心理定位，目前创新动力已经不足了。

徽班的到来，让人觉得耳目一新。一则他们适应了市场规律；二则，徽班剧本也不像昆曲那样文理艰深、墨守成规，而是走了通俗易懂的路线，所以逐渐受到市场追捧。在扬州这个戏剧前沿，徽班当时已经悄然流行，并且后发先至，大有取昆班而代之的势头。

昆曲昆曲《牡丹亭》剧照相当于美声唱法，徽调相当于通俗唱法。按当时的说法，昆班是雅部，徽班是花部。

在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就曾有人推荐了徽班，老佛爷很是受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云：“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黄调，统谓之乱弹。”伍拉纳这时选择徽班，正是为投其所好。

但是花部戏由于形成历史不长，像是大杂烩，水平参差不齐；而且有不少庸俗、低俗、媚俗的成分，按官方道貌岸然的立场是要取缔的。伍拉纳也沉吟了一下，然后想开了，给乾隆老佛爷是批判地看！

伍拉纳不可能亲自去组织戏班，这个事交给扬州盐商江鹤亭就可以放心了。

江鹤亭，安徽人，盐商。安徽人代表了他跟徽班伶人的裙带关系，盐商代表了他的财力。伍拉纳的差事，就着落在了他身上。这样，历史给他安排了一个适当的身份——民间与官方之间的戏曲文化传播掮客。

虽然梨园行富得流油，当红伶人收入不菲，但在社会结构中，伶人依然是社会最底层，是贵人的玩物。官方对这个行业，也是持厚其衣食、贱其本位的态度。这其中别有深意，后文另有交代。

官方背景的人对待戏子，就算有亲近的心意，也不可折节下交。比如闽浙总督这种贵人，亲自去组织戏班子就非常不合适。贾宝玉跟戏子结交，就被视为行止不端，让他老爸暴打一顿。到了后世，吃皇粮提笼架鸟看戏听曲的八旗贵人、主子，只会玩不会营生，大清朝一倒台，纷纷下海唱戏，这算是丢祖宗的人丢到家了。

江鹤亭成了“高贵”跟“低贱”之间的隔离层。他的豪宅，本来就是众多戏班活跃的演出场所。常在他宅子出入的，就有余老四。

余老四，安徽人，梨园行门里人，从业久，资历深。与同是安徽人又爱戏、懂戏的江鹤亭交流，颇为顺畅。对余老四来说，打造一个大牌的戏班一直是他的梦想。而江鹤亭，就是帮他实现梦想的贵人。

有官方授意的大前提，还有一方富豪的资本运作，余老四的组织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三庆班的组织，水到渠成。

余老四把多个原有的安徽戏班合并重组。“三庆班”按字面理解，是指前身主要由三个安徽安庆出道的戏班组成，所以取名“三庆”。各家持有股份，主要的大股东是江鹤亭，由余老四操盘。就这样，三庆演绎事业传播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敲锣打鼓地成立了。余老四，成了第一任总经理。

这个公司的前景非常光明。在闽浙总督伍拉纳的推荐下，三庆班将办钦差进北京，给当今乾隆老佛爷庆祝八十大寿。

启动资金、班底、官方支持、业务发展方向都万事俱备，甚至连进京的时间都敲定了。但是还有一件事让余老四挠头：三庆班离最后的完美状态，还差最后一块拼版。

让余老四为难的这块拼版，就是个可以挑班、担当主演的头牌。

他在找高朗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