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五年，身在北京城的高朗亭完全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历史符号。他只是非常兴奋，在那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他们要上春晚了。

庆典由七月开始，南腔北调、四方之乐，荟萃争妍。在这场不世的戏曲竞赛中，戏台上或弦歌高唱，或抖扇舞衫，前面还没有歇下，后面又开场，群戏荟萃，众伶对决。

高朗亭在竞争中艳压群芳，看出不一样来了。

士大夫文人对他的表演推崇备至，纷纷在笔记和诗作中大加赞赏。“佳人如玉命如云，纤小腰肢束绣裙，试以太真新出浴，至今肥美有清芬。”这个大概形容他演的贵妃出浴。“就中老大抱琵琶，犹学娇声唱晚霞，占尽秦淮三月水，总教人不薄烟花。”弹琵琶大概是扮演昭君。

乾隆五十九年，署名“铁桥山人”、“问津渔者”、“石坪居士”等人合著的《消寒新咏》中有问津渔者写的观后感，“高月官，或云三庆徽掌班者……善南北曲，兼工小调。尝与双凤、霞龄等扮勾栏院妆，青楼无出其上者……所谓入烟花之队，过客魂销；喷脂粉之香，游人心醉者矣。”高朗亭扮女人有这种倾倒众生的效果。

高朗亭赶上了好时机，但更主要的是他有坚强的实力，使他终于登堂入室了。老佛爷看了，也觉得大开眼界。“声色”的意趣，比昆曲的陈词滥调有趣多了。看罢高朗亭的演出，他当众提醒京城戏曲办的负责人，你们照顾一下三庆班的高朗亭好不好，我非常喜欢看他的节目！

老佛爷一句话，让高朗亭从此成了三庆班的镇班之宝。这一年，他虚岁十七。

对颇见过世面的高朗亭来说，皇上给多少出场费并不重要。由此成名，就有光宗耀祖、丰衣足食的资本了。

贺寿演出成功，特别是得到了老佛爷的亲口关照，直接把高朗亭推到了艺能界一哥的位置。这就等于打造出了一个以高朗亭为核心的三庆班品牌，名震全国。什么是档次？档次就是跟皇上一样，看高朗亭的戏，这才是最高档次娱乐的象征。

不过这又要涉及实力问题。甭管张导冯导陈导，炒作再好，作品不行观众也是照样骂街的。

三庆班进京，原本就是为进宫祝寿。如果高朗亭和三庆班没有实力，很可能热闹一阵子，来北京旅游一圈就回扬州了。但是凭借高朗亭本人的艺术水准，加上徽班本身的魅力，彻底地征服了北京城的人民群众。

三庆班演完祝寿戏，已欲罢不能。应市场需求，在班主和股东的策划下，顺势成立了三庆班驻京办，从此成为常驻北京的演出机构。并在不久之后，把总部由扬州迁至京城，由地方戏班跃升为国字号的戏班。三庆班主一职，之后几年也由高朗亭接任，在北京开创了基业。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个成功者背后的受益者，首先是亲枝近派。

三庆班红了，与三庆班同为徽班的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乘势亮相京师舞台。徽班借三庆班贺寿走红的大势，全面扩大了京师演出市场的占有率。“京师四大徽班”的名号，传遍天下。

其他三大徽班也都是实力派，与三庆班分庭抗礼。当时观众总结为“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孩子”。“轴子”就是连续剧式的连台本戏，“曲子”就是唱功取胜的昆曲剧目，“把子”指武戏，“孩子”指童伶、娃娃戏。

经过之前的盛世，首都圈的财富日渐积累，旧有的戏剧艺术早就酝酿着振兴浪潮。之前受边患、民族矛盾等因素制约，清廷在心理上还有一层理智的窗户纸。可随着乾隆八十大寿徽班进京，这层窗户纸终于被捅破，拉出了清中期戏剧振兴的一波行情。

有市场行情，就意味着有可观的收入，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激烈的竞争。京城繁荣的演出市场氛围，吸引了各路地方上的才俊。不久之后，又有湖北人戏班汉调等其他剧种戏班纷纷进驻京城。这件事会引出后世的湖北籍伶界大王，暂按下不表。

在市场规则下，竞争是促进发展的主要因素。戏班之间的竞争，使京城戏剧大兴，风气逐渐蔓延到全国。演艺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火爆局面。

广德楼旧景徽班进京彻底改变了演艺市场的格局，徽调成为最有力的竞争者。《梦华琐簿》中记载：“戏庄演剧必‘徽班’。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必以‘徽班’为主。下此则‘徽班’‘小班’‘西班’，相杂适均矣。”

在京的其他声腔剧种，面对徽班强大的实力，无法竞争只得归附徽班。一批本地名优纷纷加盟，又给徽班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一时期，加入春台班的有湖北汉戏名优米喜子、李凤林，加入四喜班的湖南乱弹名优韩小玉，加入三庆班的有北京籍京腔演员王全福等。如此一来形成了多种声腔剧种荟萃徽班之势，也因此，徽班在诸腔杂奏的过程中，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声腔同台演一出戏的现象，称为“两下锅”、“三下锅”、“风搅雪”。最后逐渐统一到用皮黄（作者按：皮黄是西皮腔和二黄腔的合称）声腔演出，皮黄戏就诞生了。

为便于对民间团体管理，官方由内务府出面，隶属升平署，成立了“精忠庙”，专门负责裁决民间伶界纠纷，筹办梨园公益事业等事宜，相当于有仲裁权的行业工会。高朗亭在三十八岁时，被清廷内务府委任为精忠庙会首。

高朗亭三十岁时接任三庆班主，并在后来任精忠庙首。由于他为徽调雄踞北京剧坛开了先声，时人誉之“二黄之耆宿”。

道光七年，高朗亭率领在京安庆藉艺人共同捐资，在北京崇文门外修建安庆义园。“安庆义园”就是“戏子坟”，京城后来还有“春台义园”，宣武区的“潜山义园”、“安苏义园”、“梨园义地”等等。旧时，在北京买房子不算扎根，建了坟地才更加说明问题。

年过四十后，高朗亭基本上息影舞台，偶尔应戏迷和后辈的要求，粉墨登场。《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的“众秀园”中有这样的记录，“朗亭为徽班耆宿，脍炙梨园：近已年逾四十，故演剧时绝少， 然偶尔登场，其丰颐皤腹，语言体态，酷肖半老家婆，直觉耳目广新，心脾顿豁……戏之有别趣，亦犹诗之有别裁，文之有别情云尔。”不许人间见白头，高朗亭老了。

道光十四年，即1834年，三庆班由陈金彩任班主，高朗亭飘然而去不知所终。身后弟子有陈喜官、邱玉官、苏小三、双凤官、沈霞官、沈翠林等，都是著名的旦角伶人。

徽班在激烈的竞争中，没有率由旧章，而是执行了开明的策略，主动吸收昆曲、弋阳腔、梆子腔等剧种的表演技艺，充实内容，兼容并包，捍卫了自己在戏剧界的统治地位。

但是到了嘉道年间，朝廷中正酝酿着一场对戏剧的整肃。起因就是传统“雅部”声腔代表了士大夫阶层，而徽班为主的“花部”声腔代表了底层的人民群众。二者之间产生了矛盾。这实际上是一次阶级矛盾的爆发，政治斗争的战场即将在戏剧舞台上决胜负，戏剧史上著名的“花雅之争”要开始了。

政治是残酷的，即使表现形式是舞台艺术上的斗争，斗争的本质依然是残酷的。最终一定是存续或消亡的问题，流血看上去也在所难免。

徽班能生存下去吗？三庆班能生存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