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复校，我在老家并不知道，沦陷中的人耳目闭塞啊。后来我从一个同学那里听说：‘咱们的学校回来了。’我一听，就想：无论想什么办法我也回到学校。那时候我正在天津的一个学校做小职员，因为国民党欠薪，我们跟当局发生冲突，我作为争欠薪的首要人物，第一个被学校开除了。我又是失学又是失业，我跟家长商量：‘我不能再做小职员，这不是我的生活之路。我要回燕园去，完成我的学业。’父亲对我的想法很支持，但是家庭条件困难也是事实，难啊。我说：‘我可以跟我过去的老师联系，我还能争取到奖学金。’1947年秋天，我给过去的老师们写信，说我想回去。他们回信说：你回来我们太欢迎了，但是给你问了注册科，你的学籍过期了，你想来只好再做插班生考试。我一介书生，什么都怕，就是不怕考试。过去我的同学们，有的都已经做了先生，他们看到我的卷子，都笑了。为什么笑？过去我是他们的老大哥啊。我重返燕园之后，之前那一年半的学分还算。看到当时已经做了先生的那些同学，我说：你们都是我的先生了啊。大家不胜唏嘘。那时我年龄也大了，心情也变得凄凉，经历了八年抗战啊。另一方面，我是悲欣交集，学校复校之后，基本跟原貌无异，这是让人感到欣慰的。过去的老师很多人都不在学校了，过去的同学有些成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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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燕园，物是人非，过去的老师多已不在，昔日的同学今日成了先生，周汝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采访周汝昌之前，记者曾经和周汝昌的女公子通过几次电话，周先生的女公子告诉记者：“父亲看了你谢司徒雷登的文章，提到包贵思，让他想起了一些往事。”

当我坐在他的面前，听年近九旬的周汝昌说起包贵思女士的时候，他依然感念不已：

我重返燕园的时候，耳朵已经坏了，她把我安排在座位的第一排，把声音提高了。她跟我说：“我讲课的声调，正常的同学听起来恐怕会觉得不舒服，但是我为了你能听清，只好提高了。”有一次，包贵思老师给我留了一个作业，针对一篇小说写一个评论，她给了三本参考书，规定了一个期限让我完成。那时我的兴趣已经转到线装书方面了，年轻的我心高气傲，竟然胆大妄为地想把大文豪陆机的《文赋》翻译成英文。我每天泡在图书馆，看线装书，翻译，忙得不亦乐乎。忽然想到老师留的作业要到期了。我记得是在一个下午，我坐在宿舍里，翻出老师给的参考书，拿出我们写作业专用的稿纸，一气呵成，用英文写成了长达60页的论文。写到最后几页，我清华的一个同学到我宿舍看我，看到我聚精会神的样子，不忍打扰，就坐在我旁边看着，直到又过了半个小时，我把论文写完，一字不改。

我把写完的作业折叠号，写上自己的学号：40062。交给了包贵思老师，有一天包贵思上课，临下课的时候，包贵思叫住我：“周汝昌，你周三（具体日期我记得不太清楚）到我家来吃顿晚饭。”到了我如约赶到那天，我一进门，还没有落座，包贵思把我那份卷子拿出来给我看，上面写的是英文的评语：这份卷子所评的值不是一个分数，而是教员的一鞠躬。我感到诚惶诚恐：“我哪里敢当？”包贵思说：“不，你这个paper当得起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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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周汝昌的英译《文赋》完成的时候，按照惯例，西语系里为周汝昌举行了一个报告会，所有外语系的教授都参加。

“在报告会上，我用英文报告了我翻译的过程，包括用的什么版本，怎么做的校勘，对于作者生平的研究等等。在报告中我打破了传统说法中《文赋》是陆机早年作品的说法，我说：‘错了，《文赋》是陆机晚年最后的作品。’当我读完的时候，教授们全体鼓掌，不止一分钟。在教员来说，他们没有料到一个学生能有这个水平，在我来说，对于一个学生，这是多大的鼓励啊。散会临出门的时候，曾经给我上过《圣经文学》的博晨光教授（他的父亲是博雅塔的捐赠人）对我说：‘你这个论文太好了，大学生的论文不用这么好，这个足够一个博士论文了。’后来，这篇论文在一家外文刊物上被发表了。”

6

1949年，周汝昌在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当时正是中国政局发生天翻地覆大变化的时期。摆在周汝昌面前的选择则是：是选择工作，还是选择继续读书。周汝昌选择了后者。

“我毕业的时候，新闻总署派专人到学校，要求推荐一个中英文两方面成绩都好的人。学校推荐了我，新闻总署的人去的时候，我正好进城了，不在学校。回来之后听到这个消息，觉得自己的英文可以胜任，但是自己没有学过新闻，而新闻是涉及政治的，跟我所学的完全不是一个套路，这个工作并不适合我。我就跟学校说：‘要是新闻署再来人，就替我婉绝吧，我的志趣还是想做学问。’当时中文系正要成立研究院，系主任高名凯很希望我能考中文系的研究生。就这样，我进入了中文系的研究院。研究院的学生是有津贴的，不用奖学金也不愁生活。在研究院读到快毕业的时候，华西大学的教授文在宥在刊物上看到了我那篇写陆机的论文，给我拍了一封电报，说要聘请我。我正在准备研究生论文，接到电报后我找到高名凯先生，把电报拿给他看，我说：‘这样的机会我以后找也找不到，不用做助教，直接做讲师，我想去，我能不能到那里一边就任，一边完成我的论文？’高先生说：‘没问题。’临走时，我问高先生到了华西大学应该注意什么，他告诉我：‘多注意政治。’就这样，我在1951年离开了燕京大学，到了华西大学教书。1952年，院校大调整，华西大学变成了医学院，其他部分并入四川大学。我在经历了思想改造之后，留在了成都四川大学。”

“后来我在人民文学做编辑的时候，写《红楼梦新证》，书出版时，需要增加图片，我和那本书的编辑又回到燕京图书馆，那时已经是北大图书馆了。图书馆的老馆员还在，他居然还认得我。趁借书的当口，我还专门跑上二层看了一下。”

“感谢这样一个学府，成就了我这样区区一个还算学者的人。”

（注：所引都出自周汝昌口述）